这些盘验的官员、吏役，当然手握着针对漕船运丁的加害或造福之权，如果验米官苛刻一点，刁难一下，则运丁难逃赔累之责；如果验米官高抬贵手，则漕船能顺利过关。按照权力分肥原理，有加害权，便有分肥权，权力简直就是为分肥而生的。运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他们在收粮码头上捞取的“帮费”拿出一部分，用来孝敬淮安的验米官。据顺治年间进士王命岳给皇帝的一份报告：漕帮过淮，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丁的“过淮之苦”。
另有“抵通之苦”。通，即北京通州。按漕运路线，漕船在淮安过关之后，继续北上，经大运河或海运抵达通州交兑漕米。漕船此时受到的盘剥、勒索更甚，按王命岳的记述，“抵通之苦”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过坝之苦”，漕船一路北上，沿途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什么“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要交十余两银。
二是“投文之苦”，漕船到达通州后，要到吏部云南司（依清代官制，由户部云南司兼管漕粮）、仓院、粮厅等衙门投文报到，这需要交费，每船花费十两银。因文书由“保家”（交粮中间人）包送，“保家”又每船另索常例三两。
三是“船规之苦”，粮厅、仓院、云南司的胥役书吏，都会强索规费，每船十两。如果不送钱，“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
四是“交仓之苦”。漕米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另外，收粮衙门的书吏、经纪等人也会巧立名目极力需索，每船又要花费数十两。
五是“河兑之苦”。“河兑”即由仓院派员到运河码头收兑漕米，本来是出于“收交两便”的考虑，却经常发生践踏、偷盗、混筹、抢筹等弊。
除了“过淮”、“抵通”所产生的种种陋规杂费之外，另据嘉庆年间山东巡抚陈大文的调查，运丁每年还要给漕帮的领运千总、本卫守备、总漕、巡漕及督粮道等领导，致送年节寿辰规礼，数目从每人七百两至十六两不等，大体上视其对于运丁的加害权而定。上述这些开销计算下来，运丁所收漕规，往往所余无几，甚至颗粒无剩。
如果能在太空中鸟瞰，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帝国幅员辽阔，大地上水网纵横，从长江至大运河，载满漕米的粮船衔尾而过，鱼贯北上。我总是忍不住将帝国的漕运水网想象成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从首都发出的征漕命令，好比滔滔江河之水，奔流而下，直达各州县收漕码头。但是，就如江河设有水坝、关闸拦水，帝国的征漕权力链条也被切成一段一段，形成各个势力码头，不同的势力码头有不同的“老大”，却奉行相同的权力逻辑：“我的地盘听我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而所谓的“买路钱”，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浮收勒折的漕规、老百姓的膏血。
这便是帝国漕运线上的权力分肥格局。官府其实也知道这个漕规分肥格局，《崇阳县志》收录的一则“武昌府告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湖北漕务积弊，民苦浮动，官无经制，其取于民者厚，而交于公者微，类皆中饱于丁船杂费及上下衙门一切陋规。”
尾 声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要将崇阳县“钟九闹漕”的故事讲述完毕。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适值新任湖北巡抚赵炳言到任，他得悉武昌府与崇阳县对钟人杰等“刁衿讼棍”花灯节大闹县城、拆毁粮胥房屋一事久延不办，大为不满，便下了一道批示：委派“明干大员，督提惩办”。钟人杰等人听到风声，“无不悚惧”，这时又传出金太和不得保释的消息，更加疑惧。于是在金太和子侄的鼓动下，在十二月初十这天，钟人杰又率众围攻县城，威胁官府释放金太和。
十三日黎明，他们占领了城内的关帝庙，众人情绪激动，大呼“杀太爷”，事态越闹越大了。当日黄昏，一直在拖延时间、“以候府援”的知县师长治等不到救兵，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关帝庙与钟人杰等人谈判，结果被怒火中烧的暴动者一刀捅死。可怜这位到任不到半年的县太爷，与崇阳粮户可谓无怨无仇，却莫明其妙做了刀下之鬼，成了“食权集团”的替罪羊、暴民反抗权力分肥格局的牺牲品，死后还被朝廷视为“办理不善”，导致“闹漕”恶化成暴动造反。师长治的家丁殷再生因此还写了一篇《崇阳冤狱始末记》，为主人鸣冤叫屈。
崇阳暴动惊动了道光皇帝，在朝廷派重兵围剿之后，次年春即被镇压下来，为首的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被杀死于京城。暴动前一直被关押在武昌监狱中的金太和，也被“斩于省市，传首崇阳，悬杆示众”。
官兵压境围剿崇阳县时，曾将钟人杰立于城乡各处、勒刻征漕新章程的碑石击毁净尽，不过，闹漕事件结束后，官府又刻碑禁革漕粮陋规，安抚民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只要权力分肥原理仍然有效，只要各个“食权集团”仍然隐匿于漕运线上，这些漕粮陋规迟早就会死灰复燃，而钟人杰与金太和们，也大概会在哪一天诞生出来、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