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大闹县城、勒刻征漕新章程的钟人杰、陈宝铭等人已经隐然成为一呼万应的地方领袖。他们又按照各粮户完粮的税额，以诉讼储备金的名义向众户收钱，每石米敛钱一千文，共收得四万余文，折银约有二三千两，折算成人民币则有四五十万元。
钟人杰等人在闹漕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首先当然是一个民间社会庇护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崇阳县的粮户得以暂时免受粮胥盘剥。其次，应当承认，他们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得益者，闹漕成功之后，他们不但树立起前所未有的权威，也获得了真切可见的权力收益——二三千两白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钟人杰既是生员，又是一名讼师，前一个身份使他具备了一般乡民所没有的社会威望与号召力，后一个身份则使他熟知官场内幕，晓得如何与官差斗法。这类刺头人物是各地闹漕的主要组织者，让州县官吏既恨且惧，他们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号：“刁衿讼棍”。
因为州县浮收勒折成风，每到官府开仓收漕之际，地方的“刁衿讼棍”就纷纷递状告漕，甚至一路告到京城。官吏忌惮他们滋扰生事——毕竟浮收勒折是帝国三申五令禁止的，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何况“刁衿讼棍”又不比一般粮户，他们不但见多识广，熟悉律法，而且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在官场中关系网也盘根错节，总之，其隐权力不可小瞧，招惹不得。所以州县长官为图个耳根清净、收漕平安，往往允许他们分肥漕规，即给他们发“封口费”。
这些染指漕规的“刁衿讼棍”，当时被称为“漕口”，为首者叫做“白头”。他们分到手的“封口费”，也有一个名目，叫“白规”（我们不妨理解为“白食的规费”），通常每次收漕，每名“漕口”可以分润数十至一百两银。在清代，一百两银足够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用度了，所以“漕口”又被称为“吃漕饭的”。有些州县，吃漕饭的竟有三四百人，每年州县要掏出的“白规”多达二三万两银，且沿习已久，成为牢不可破的惯例。
吃漕饭的“漕口”，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一大“食权集团”。他们虽无收粮之权，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对州县官员的加害能力，授人以柄的县官只能承认他们具有分一杯羹的特权。否则，他们就“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轻则有损地方政声，重则坏了县官前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钟人杰等人与“漕口”相提并论，因为钟人杰闹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食漕规，而是要革除漕弊。他们通过闹漕获得的权力及收益，与其说来自其对官吏的加害能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对粮户的造福能力。
不过，出于对权力本性的悲观，我觉得一个地方的领袖从为民除害的英雄转变成为己谋利的“食权者”，也并非全无可能，清代官员樊增祥记述说：某些健讼的“刁衿讼棍”一经得逞，就会回去召集众粮户，说：你等能免遭粮蠹盘剥，都是我上控之功。借此勒收讼费——钟人杰、金太和等人不正是这么做的吗？而且，他们“从此声名一出，狡黠之吏役反结纳之，庸恶之官长亦畏惮之，而良民之受其鱼肉者，较贪官污吏劣丁蠹役而更甚十倍矣”。我们也不能说樊增祥所言全然是诬蔑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