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具体负责催粮、收粮的胥吏差役，也会巧立名目索取规费、耍尽手段克扣钱粮，敛钱名目有“加米色钱”、“免筛钱”、“开廒钱”、“倒箩钱”、“加箩钱”等，敛粮手段则有“踢斛”、“淋尖”、“验样米”、“私置大升大斗”等。粮户稍有不从，即当“抗粮”处置，抓入看守所“躲猫猫”，甚至其亲属、邻居都会被当成人质关起来，不交钱就不放人。
官吏为刀俎，粮户为鱼肉，刀俎掌握着对鱼肉的加害权，所以通常情况下，粮户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假如有人登高一呼，立时从者如云，不谋而集。于是一宗闹漕案就发生了。
我们来看看崇阳县的浮收勒折情况。长诗《钟九闹漕》这样形容：“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官吏压乡民的手段主要是：
明目张胆地加征。比如，按照崇阳县的惯例，水脚银每两银征钱四千六百文（水脚银是一种以漕粮运费名义征收的附加税，一般每石米另征银半两、一银不等，崇阳县看来是折钱征收），道光年间，一两银子约可兑换二千文制钱，但崇阳的水脚银却按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的标准折算，这是典型的勒折了。然而，在实际征收中，粮胥还会自行加码，每两银收至七千文左右。粮户纳完粮，还要花二百文钱向粮胥领取完税凭证。
暗盘操作的浮收。比如粮户交粮时，粮胥要拿一斗米做样米，看合格不合格，这个样米就归粮胥自己。粮胥还使用一种特制的大斛收米，量米时踢斛淋尖，如此一来，粮户交来一石米，量出来往往只有六斗多（按旧时计量，一石等于十斗）。崇阳县的法定漕额是七千石米，但实际征收居然超过两万石。这浮征的收入，部分上交县衙，部分则被粮差私吞。粮差一年的科敛所得，甚至“倍于官之羡余”。
崇阳官差下乡催粮时更是如鬼子进村，按晚清大学者魏源的说法，“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粮户为了招待这些衣冠楚楚的虎狼之徒，仅备肉蛋酒水是不够的，还要宰鸡宰鸭，否则，他们就会“摔盘掷碗”。有些穷人小户，本来只有数十文钱的税额，结果孝敬官差的小费、饭钱、路费等，加起来就要几百文钱。所以崇阳的老百姓都恨死了这帮敲骨吸髓的胥役。
话说崇阳城外有个造纸匠，叫做金太和，为人任侠好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天，正是完漕之时，金太和有事进城，见收粮的官差百般刁难粮户，看不过眼，忍不住上前说了几句公道话，官差骂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金太和一时义愤填膺，索性将官差平日的恶行都抖了出来。那帮作威作福的官差，平日只有他们欺负人，哪有谁敢说他们半句不是，所以干脆将金太和拖进县衙，当时的知县姓王，老迈无能，一味听官差教唆，把金太和狠狠打了几十大板。
说了几句公道话，换来一顿大板子，这便是强出头、充好汉的后果。如果是旁人，大概也就忍气吞声，就这么算了。民不与官斗嘛，粮胥虽不算官，但也是吃公家饭的，背后有国家权力机器撑腰呢。但金太和也不是良懦之辈，咽不下心头愤恨，决心到衙门告状，控诉崇阳胥役把持漕政、勒索粮户。
金太和放出话来：“如果官司打赢了，一人担，免得百人下水；打输了，就准备死。”乡民都支持他，凑份子给他出诉讼费，崇阳县有名的讼师、生员钟人杰为他代写了状纸。金太和先是向崇阳县衙呈状，王知县不受理，又一路告到武昌府、湖广总督衙门。结果，崇阳的漕弊不但没有改变，金太和本人也被长期关押。官差盘根错节的势力岂是那么容易扳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