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到“权力”时，常常用“柄”、“赏罚二柄”、“威福”等词代称。我们细心一想，应该佩服前人的命名之妙。柄，即利器之柯，换言之，掌权即相当于手握利器，放权则无异于太阿倒持；“赏罚”、“威福”宽泛点理解，则是造福与加害的意思。古人的说法，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权力的本质——权力就是利器，就是造福与加害的能力。“赏罚”与“威福”在语境上又稍有不同，“赏罚”往往指君王与官僚的正式权力，讲究“赏罚我无私”；“威福”则常作“擅威福”，有恃势弄权之意，是一种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
我曾用“权力值”一词来评估权力收益，那么权力值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古人的命名给了我启示：权力值通常与柄权者的造福与加害能力成正比，造福与加害能力越强，权力收益就越大。我将这概括为“食权者”的分肥原理。所谓“食权者”，指那些挥舞着权力这柄利器、剔食民脂民膏的官僚集团与隐权力集团。而他们凭恃的造福与加害权，既包括合法的“赏罚”，也包括擅自窃取、篡夺的“擅威福”。
率先出场的食权者：州县官吏
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权力分肥原理的场域莫过于帝国的漕运码头，因为收漕的油水最肥，最容易将权力兑换成哗啦啦响的真金白银。清人说，每到征漕之时，“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瞧！各类张牙舞爪的“食权者”都出动了，争食“漕规”这块大肥肉。
我们的分析也从一起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闹漕”事件讲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湖北省崇阳县的生员钟人杰（人称钟九），为反抗官吏浮收漕粮、勒索粮户，率领众户攻入县城，并杀了知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下旨派兵镇压，钟人杰等组织头目被抓获，并遭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陈瑞兆的落魄文人撰写了一首长达万字的七言山歌《钟九闹漕》，记述这一事件，使得“钟九闹漕”的事迹在湖北民间广为传播。
道光年间是闹漕群体性事件频仍暴发的时段，南北漕运省份都有粮户集体闹漕抗粮。这里略举数例：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县有监生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山东潍县乡民在纳粮时与县衙吏役争哄；二十三年，江西安仁县也有“棍徒”聚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县的“痞棍”纠合千人之众，“哄堂塞署，挟制减粮”。这些闹漕的组织者，既有普通乡民，也有所谓的“棍徒”，还有地方士绅集团的成员。
闹漕的导火索几乎都是官吏浮收过重、勒折过甚。清代的漕粮，除了正米，还要加征各种“漕项”，什么“随正耗米”、“运军行月钱粮”、“水脚银”、“轻赉银”，等等，这是法定的附加税。但在正附税额之外，还有各种税外费，即所谓“漕规”。比如州县长官会擅自提高附加税的税率，或者加派各种名目的规费。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税额竟要征银四五两，而按道光年间的粮价，一石米大约值二两银，相当于粮户交三石米的价钱，只够纳完一石米的漕额。于是“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两银）之巨资”。抢劫银行，来钱都没有这么快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