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洛阳的暴动
我们在孝文帝元宏改革时提到过，孝文帝亲自制定的门第排行榜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危机。当时孝文帝的目的是尽快让迁到洛阳的鲜卑族融入华夏衣冠之中，但这个排行榜也严重地抑制了下层武人上进清途的机会。而在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元恪、胡太后执政期间，由于汉化的加深，那些来自北边（代地）的鲜卑武人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完全被摒弃一边（当时北魏王朝的军队主要由鲜卑族、高车族等组成，汉人基本不当兵）。
如此一来，下层武人和朝廷的剧烈矛盾就爆发了。
公元519年，一位叫张仲瑀的官员上奏，要求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这不是要人命吗？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都被断绝了。于是当时京城里的羽林、虎贲这些卫士天天聚在路上吵闹，宣称要杀了张仲瑀全家。过了不久，又有近千卫士气势汹汹地跑到尚书省诟骂，往尚书省里头扔石头，里面的官员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尽管如此，这些卫士依然不解气，又浩浩荡荡地跑到张仲瑀的家里去了。结果，刚好老张家一家都在。于是大家把张仲瑀的父亲征西将军张彝拉到堂下，随意打骂，打得这位将军半死不活，撑到第二天就断了气；张仲瑀的哥哥张始均本来早已翻墙跑了，但一看老爸给人逮住了，便又跑回来哀求卫士放了他父亲。那些穷凶极恶的卫士早已失去理智，把张始均痛打一顿后，扔到火里活活烧死，最后还一把火把张家的府第都给烧了。倒是惹事的张仲瑀那小子跑得快，保住了一条小命。
本来发生屠戮朝廷命官这种十恶不赦的事儿应该从严查处才对，不然朝廷颜面何在，威信何在？然而，刚刚掌握朝政的胡太后只是杀了为首闹事的八个人，其余的都不再追究；过了不久，又出大赦来安定军心，草草了事。
这次暴动表面上是针对张家父子的，其实矛盾的深处是当时尚保持鲜卑习性的军士对北魏极端汉化后只重门第的选官制度的反抗。要重新打开鲜卑军士的仕途之路，唯有部分恢复北魏开国时以军功行赏的局面。而要获得这种局面，便意味着要重燃战火。唯有如此，军士们才能获得驰骋疆场的机会。要打仗，便要摆脱掉当时汉化后的靡靡之气，恢复鲜卑族的雄武之风。于是军士们也开始人人思变，幻想着回到祖先驰骋疆场的光荣岁月，一股胡化的逆流开始在都城洛阳涌动。
而朝廷之所以妥协，是怕激化更大的矛盾，以防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但这意味着朝廷对北魏的控制能力在下降，对首都发生的暴乱事件竟然都敷衍了事，完全暴露出北魏政权的无能。
当时一位来自北方六镇的小函使（邮递员）也目睹了这场暴乱。他见朝廷如此无能，知道这天下将要乱了。他赶紧把家里的资产全部变卖，来结交各路豪杰，为将来的浑水摸鱼做好准备（史书的原话是“澄清天下”）。谁也没想到，他后来竟然几乎成功了，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功亏一篑。他便是本书的主人公、北齐的开国之主高欢，一位相当于三国时代曹操之类的人物。
所谓英雄，便是在事情未萌发时便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人，高欢即是如此。
风狂雨骤——六镇的叛乱
暴动归暴动，洛阳城的军士日子还是照过，毕竟只是升官发财的机会少了点，能活下去就行。而北边六镇的叛乱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因为他们已经活不下去了——而且这势头异常凶猛，几乎要将整个北魏王朝席卷而去。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北边的六镇为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基本上都在今天内蒙古一带，其作用类似于后来我们所说的幽云十六州。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北魏大军南下作战时，防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侵扰，拱卫国都平城。
由于六镇扼守塞上交通要道，对北魏的军事作用极大，所以北魏中前期，对六镇非常重视，因为那时候的柔然极为强大。比如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六镇将领不是拓跋族的宗室，就是鲜卑八族的王公，而担任戍防的士兵主要都是鲜卑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属于“国之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