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一切肯定和信任感相关。我们在收支平衡表上除了货币资本，还打下了社会资本的最初底子。我们营造出这样的公众形象是因为，我们始终避开流行大潮，拒绝遵循通用的规则，它们已成为肤浅的哗众取宠的噱头，无非都是些俗气的吸引眼球的花招，想借此跃上报纸的头版头条，而我们始终遵循自己的信念和直线目标。
企业形象并非凭空产生，要靠事实说话。人们不能只想到别出心裁另搞一套，而是首先要规规矩矩工作，做好产品本身和产品的销售。只在作市场调查时才和客户打交道，平时却和他们保持距离的做法远远不够。不，一个品牌应该要兑现多年来所有承诺的内容，只有这样信任感才会油然而生。
经济发展是依赖文化、社会和公共团体条件的一个社会过程。客户不仅会将品牌视做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同时也在寻找认同感——人们甚至能用“家”这个词来形容它。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客户、雇员及合作伙伴身上都能找到的一种意识。
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在寻找一种定位和安全感。这个世界越庞杂繁复，每个个体就越难找准自身定位。当世界越来越瞬息万变，当全球化、国际化贸易和分工在步步紧逼的经济衰退中成为关键词，当工资收入、工作岗位或者养老保险都朝不保夕的时候，人们完全有理由去找寻典范。于是，他们找到对自己坦诚相待的人，那些值得信任和信赖的人。所以，即便保时捷并非处处标新立异，但只需要稍稍有别于普通做法，并且将这种做法定义为成功良方即可。
理由很清楚：对于工商界领导人来说，当然也包括政界领导人，通过稳重的行为和个性魅力来获得良好声誉早已不能突显他们卓越的实力了。市民们感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当下的经济中，“虚假似乎已经成为一家企业的职责范围”，德国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财经记者如此这般写道。
榜样到底在哪儿？给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展示希望的方案在哪里？如果我们在这儿一味强调消极论调，如何向大家传递正面的好消息？假如中国和东欧的劳动力越来越廉价，日本和美国人又处处领先，那么国际融合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工作岗位的流失？
我很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会产生这类恐惧心理。事实上，有谁又能做到灵活机动，今天在德国，明天在美国，而后天又跑到新加坡挣钱呢？从许多重要而且正确的企业决策并不被人们看做是造福社会的举措、不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点就可想而知。可问题在于，谁告诉过他们事实真相、谁向他们解释过决策、谁给他们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呢？
这个问题当然是需要政治家们来解答。但他们却总是巧妙地避重就轻，在访谈节目中表现出一副高姿态，做出一副为大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模样，可一旦需要解释事实真相，他们立即守口如瓶。谁会公开说，传统意义上充分就业的情况一去不返了？谁敢对社会保障系统来一次彻底变革？谁会告诉市民，国家早就不堪重负，对于未来风险的保障已是力不从心？
在过去几年里，德国无疑面临着历史上最困难的经济时期。如果闭口不谈德国重新统一后从中产生的深深的断层，就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当然，光这一点根本解释不了这种局面。除此之外，还有整体性的胆怯，不敢向市民（也就是选举人）透露人口统计，以及由此带来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结果。谁要是对选举人心存顾忌，自然会竭力避开事实。说到底，我们并不是缺乏认知，而是在付诸实践这点上非常欠缺。对此，我会在第五章里进一步探讨。
上述情况不仅仅体现在劳务市场或者社会保险，同样也体现在教育制度和政府决策的过程。早在著名的学生基础能力PISA国际研究计划开展之前我们就清楚，德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专业人员的匮乏一直是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归根结底，鉴于德国的政治家缺乏付诸实践的能力，以及面对他们过去几年在柏林的某些政治进程中的表现，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在管理这个国家？战后，实施联邦政府制度无疑有充分理由，因为它能杜绝人们在年轻的共和国里滥用职权。然而，联邦政府制度渐渐成为部分症结所在，联邦议院里的几乎每一个决策在联邦参议院里要么受阻、要么被改得面目全非。各联邦州究竟为什么在联邦立法上都要插上一脚？联邦议院的议员本来就是从全国各地自由选举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