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深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利。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儿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稍微变得正常了,商业逐渐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富人有富人爱生的病。
他们比别人更知道怎么样治疗自己的病。
最后,只剩下了一点仍值得格外观察。那就是——中国的某些官员,和中国这个新兴的资产者阶层的关系。
这一关系呈现在世人眼里,有时未免显得太亲近,甚至可以说太亲爱了。这就难免使世人迷惑,怀疑“公仆”二字另有内涵。
这不好。很不好。对于资产者阶层没什么不好。他们喜悦于那么一种关系，心理上依恃那么一种关系，并且以为最有资格拥有那么一种关系。但是对于官员们太不好，有损于他们的“公仆”形象。
某些官员的子女，正是通过这一种关系移居或定居国外,连国人的身份也抛了的，有的甚至由前者们长期包养着。
所以,当听这些官员们大言不惭地高谈什么“爱国”论调之时,我真替他们臊得慌。
中国老百姓以及子孙后代,非中国而无别国可安身可立足,难道他们竟会比你们更不爱国么？
基本情感定位,关乎深层廉政。
一向亲疏倒错,有违党的宗旨。
此风当刹束,不可助长。
《左传》中说：“重而无基,能无弊乎？”
重指权势,基指黎民。
好在我们的党正自省之自查之。
现在，我读罢此章，真的很有些话要补充。首先觉得该说的是——我写此书时的眼量，委实是局限又短浅的。故我当年即使一再地要求自己客观些，再客观些，实际写来，竟还是那么的主观色彩浓浓。我虽然接触过一些当年的资产者人物，但也只不过就是一般性的接触，而没进行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我笔下的他们，代表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却显然是一种大打折扣的代表性。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时评性杂文《九三断想》，而在那一篇长文中，我将当年即包括1993年在内的那一个时代，形容为一个“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时代”。我至今也不想收回我当年的那一句书面语，并且我承认,我写此书时，也仍是以同样的眼量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既然我对时代本身持那么一种不喜欢的看法，我笔下所涉及到的那个时代的“资产者”们，当然再好好不到哪儿去，当然几乎尽是些可爱之点不足，投机能力有余之人。
然而，20世纪90年代又毕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交替之际的时期，即使确如我所言，是一个“贪婪的、精鄙的、卑污的时代”，对于时代有极深刻之洞察力者，也必能从那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种种世相的后边，看到也有种种值得称道的事物在萌芽。我也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但我对此点的前景当年其实是悲观的。好比于杂草丛生之地细观所见的好花卉的蓓蕾，欣赏自然是欣赏的，却不太相信它们确能五彩缤纷地开放。
我读中国之史也罢，外国之史也罢，着眼点每在于政治与文化的演进。政治方面看其是怎样逐渐民主的，文化方面看其是怎样以民主思想“化”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故对我影响大的，更是西方的启蒙文学。这绝不意味着我一心妄想当什么启蒙者；实在是因为，亲自经历了“文革”，对那十年间的黑暗专制深恶痛绝，几可形容为咬牙切齿。并且对中国那十年前的十几年中的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了解得越多越加嫌恶。然而一个国家的史，也是可以相对集中地从经济方面来总结概括的，故西方早就有《世界经济史》、《西方经济史》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史”类经典书籍。老实说，这类书籍，我是摸也不曾摸过的。而一个人若要对自己的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拐弯”时期发表看法，不读一些那样的书，眼量局限浅薄便是必然的了。
当年，我的一位朋友曾是《购物指南》报的编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新工作地址时，我大为诧异，接着说了一通大不以为然的话。
“购物还需要靠一份报去指南么？”
“中国会有几多读那种报的人呢？”
“那样的一份报将靠从何而来的经费给它的编辑、记者们开工资呢？你的工资一定很低是不是？”
我对那朋友满怀同情。
而事实上，当年《购物指南》销路相当不错，一个时期还是北京广告收益很多的几家报之一。而我那朋友的工资，自然也是令他极为满意的。
对于后来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以及相关的一切衍生文化产品之广泛的市场前景，我当年也是持大的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