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这么说，由于我本人是一个低消费者（我还曾写过一篇杂文是《低消费也潇洒》），故我当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当年我的眼，根本预见不到中国之经济竟会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就。
也难以想象，仅仅十三四年后，中国会如雨后春笋般，一批批涌现出了数量令人瞠目结舌的富豪。而且他们的身价动辄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乃至一百几十亿。我这本书中那些当年的资产者阶层的人，与今天之资产者阶层的人相比，简直是野猪与犀、象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年我的眼，也是根本不能预见到，这后十三四年中，中国之权钱交易、勾结、联袂的腐败现象，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某些官员之贪之贿，亦动辄几百万几千万。更有甚者，为官数载，贪贿所得竟多达数亿。据报载，仅北京市，仅2009年内，由检察院所公诉的，贪贿百万元“以上”的官员便有一百四十四人。“以上”二字，想象空间很大。一百四十四这一数字，亦实在发人深省。这当然非是一个一网打尽的数字。可是，网外的仍在贪污受贿着的官员，他们又该是多少呢？
2010年2月5日的《北京晚报》告诉我们，商业部巡视员郭京毅因贪污受贿东窗事发。就数额而言，区区千八百万，实不足引起公众关注。但其贪污受贿之手段，却尤其发人深省。那标题乃是——“郭京毅式立法腐败”。
何谓“立法腐败”？即——一旦掌控立法、释法、监督法规之大权，为了满足贪欲，是可以玩弄其法于股掌之上的。
由而想到一个很没水平的问题——一个贪官或一个贪官团伙，他或他们究竟贪多少钱，才能引起普遍的中国公众的公愤？
对我而言，几千万不能。几千万是一个司空“闻”惯的数目。
几亿也不能。
十几亿、几十亿呢？
老实说，还不能。
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儿讶然——要那么多钱干嘛呢？难不成连孙儿女辈的富有生活，也想靠贪污的方式方法一揽子承包？
我确实得承认，我对这方面的人数和钱数已完全麻木。麻木的意思就是完全没了脾气。好比言及“80后”、“90后”们的“自我中心”一样觉得毫不奇怪。一家只那么一个“宝”，他们又怎么能不“自我中心”呢？
我曾问过许多人对腐败的感想，大多数人一笑置之。不是讳莫如深，而是同样没了脾气，同样麻木了。
倘若某一天，某报以通栏标题显示一条新闻——某贪官将一百亿贪贿巨款转移到了国外银行，我猜测恐怕也未必会在普通的中国公民中激起多么强烈的心理反应。
“文革”期间有一部小说是《金光大道》。书中总希望日子过得比别人好的富农的名言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发家致富，各有各道。”
曾有朋友这么对我说：“他们（贪官们）好比是猪，百姓好比是鸡。他们的拼命贪和百姓的拼命挣，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嘛！他们往前拱他们的，咱们往后刨咱们的吧。只要他们并没有偷偷划走咱们卡上的钱，他们爱怎么贪就怎么贪去。说到底是党管干部，不是人民管干部，何况想管也管不了。谁如果因为太关注他们是怎么往前拱的，而耽误了自己往后刨，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那些事了。”
好一个“心平气和”！
由而联想到，“改革开放”初年，曾有一种“睿智”的论调是——“腐败未偿不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
若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对腐败修炼出了一种特高级的心平气和，并且还能总结出特“先进”的理论，倒真叫人不知该视为幸事，还是视为悲哀了。
但是却仍有对腐败还有点儿脾气的中国人。
他们的脾气通常发在网上。
我对于终究还有那样一点儿脾气的同胞心怀敬意，因为在我看来，对该发脾气的人和事还能有点儿脾气，起码更像人，而不简直就是鸡。
我在前边的原文中写了一句话是“商业时代拒绝神话”。现在我得说，那是我笔下最愚蠢最没有常识的话。
人类的历史证明，恰恰是商业的时代，最能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我这么说，绝不含有任何暗讽的意味，完全是一句正面的话。
举凡一切科学、文艺以及一切发明创造，大抵是通过商业行为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没有商业行为的刺激和运作，照相机、摄影机、留声机、录音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等都难以像今天这么普及地服务于人类；一切医疗诊断、手术以及千般百种的药品，更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广泛地用于救治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将肯定地看不到《2012》和《阿凡达》等令我们感到震撼的电影。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电脑以及所衍生的一切商业产品，不能如神话般地使人和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比尔?盖茨也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也频频产生商业的神话。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成功经历，都或多或少具有神话的色彩。在我所知的他们中，我钦佩马云、李书福、陈光标等人物。
马云和他的团队所打造的“阿里巴巴”网络世界，其名字就带有神话色彩。
李书福这一位民营企业家而竟在他的厂里生产出了小汽车，我也不能不对他实现梦想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