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政治上的最积极的态度,乃是对“安定”的本能的心理倾向。
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比中国目前所有阶层都真诚。
不过他们也同时是心理上最不受动荡威胁的阶层。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持有不同国籍的护照以防万一。
此阶层的形成,引出了“贫富悬殊”这个中国当代十分敏感的话题。
但是,倘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分析，则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诚如爱默生所言：“就像在战争中,在政府里,在文坛上一样,在商业中也有天才；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人或那个人会获得好运气。它就在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这便是商业本身能告诉你的全部内容。”
金钱的“生长”只能依赖于金钱的“种子”。权力变成金钱的“种子”,比知识和勤劳变成金钱的“种子”简单容易何止一百倍。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作结论——“权钱交易”的手,间接伸入到每一个中国平民百姓的衣兜里过!
相当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一个新兴阶层的看法,又往往过于浪漫天真。那就是——将太多的社会慈善、社会公益义务寄托于这个阶层。
道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富了,所以他们应该做榜样。
这一种寄托是太理想主义的。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曾提醒世人：“这样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就是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如果谁觉得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它自身的宗旨,并希望它来代表社会良知,像它一贯自我标榜自我宣传的那样——那么这个人的头脑就太简单了!”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虔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必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因为并不富有，所以没资格摆阔、比阔。而比阔之心必抵消仁心。
同时也得承认,具有仁爱之心的富人是有的。你的仁爱表现在为一个穷孩子捐了一个书包,而他一旦慷慨解囊,一千名儿童就有了一所美丽的学校。量使质在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我所知,在美国,有大约六百万民间慈善机构，而且,其百分之九十以上,乃是私人捐款。又百分之九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源于资产者阶层和中产者阶层的捐款。
富人们在美国是一个样子,在中国是另一个样子。美国的富人也并非皆是天生的上帝派遣于人间的慈善使者。美国这个国家对富人的要求比对穷人的要求严格得很。而中国的某些官员给予中国富人的“关怀”,则比给予中国穷人的体恤多得多。
种什么,收什么。
美国的法律、新闻,几乎时刻在以监督的目光注视着富人。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谄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迭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惜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