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该提到某些残疾人。他们成为拥有千万以上私人资产的富人,应归功于中国“残联”的存在。他们的事业之初,皆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残联”的扶植。公平地说,“残联”的确为中国残疾人做了不少好事。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自白》一书,封面上我那一张照片，是出版社从合影上剪下来的。而原照上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一级残疾者。我当时正认真地听他向我讲述自己艰难的创业经历。他是由组织十几名残疾人开一家小小的服装加工厂起步的。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一位集团公司的总裁，已拥有个人资产七千余万。面对这样的身残志不残的人,你不能不承认,机会需要加上奋斗的志气才是机会。“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一句话,也的确是有几分道理的。听了他的讲述,我当时暗暗感慨——其实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命境都谈不上被“置于死地”过,而是在不太称心如意的日子里得过且过,所以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其实也谈不上真的“奋斗”过。“奋斗”这个词,被我们中国人说得太多太多,于是几乎失去了原有的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些人——为数不多的影视明星、导演、独立制片人、歌星、“走穴”之风盛行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时期的“穴头”,以及某些曾在所谓出版业“二渠道”的黄金年代抢占滩头一呈“雄风”的“书商”们。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人当年由一本书就获过百万之利。某些所谓“合资”大片,以内行人的眼光看来,一半投资也就足以拍到那样的水准了。影视界的少数“大腕”,包括制片人、承包人,皆由此而富。但这毕竟是靠了才华和名气挣境外的钱，不挣白不挣，节省也白节省。提高中国影视明星及导演在“合拍”合同上的身价,此为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这身价一旦由境外来的钱一米一米垫高,再要为国内影视而降低,却也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正面临着越来越显明的尴尬——境内用不起,境外不常用。而新人层出,后浪推前浪,身价那东西,闲置二三年,也就注定了要掉价的。这尴尬意味着是他们的一种危机。至于他们如何调整意识度过危机,那就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我预见，五年后,北京的名人饭馆将会增多起来，主人大抵便是他们。开饭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第二职业。好在他们已经比较地富贵了,怎么活都将会活得很潇洒、很滋润。
让我们祝他们生意兴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莠掺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怂恿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曾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点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不能成全他们多次。只能使他们变为富人,不能使他们变为杰出的大有作为的商业精英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企业家。他们的作为已经表演结束。他们的事业几乎全都处在守势，甚至处在颓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作为。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规则开始渐趋完善。在秩序的制约下,商业只“创作”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结构，几乎不再有神话产生。成熟的商业时代拒绝神话，尤其排斥闹剧和荒诞剧。而这对第二代的大志和雄心乃是严峻的挑战。
大约在十年前,也就是第二代在第一代无章无律的大合唱底气耗尽的尾声中趁隙接替上来的时候,某些经济学界的可爱人士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断言,大陆的李嘉诚或者霍英东或者董浩云甚或洛克菲勒就要横空出世了!现在看来,这断言既未免下得太早,也未免下得太急太浪漫了。目前世界级的大财阀,几乎无一不是半个世纪前就孕成胎形的。巴尔扎克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同理,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产业集团,恐怕也起码需要两代的努力才能奠定基础。
无论从主客观哪一方面,我们都看不大出我们所着重评说的这个中国新兴的阶层,在今后二十年内会诞生什么鲲鹏式的人物的任何迹象。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而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