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近百名小女子，年龄大的二十四五岁,像些少妇；年龄小的,看去仅十五六岁。若在城里,该是些动辄撒娇的宝贝女儿。她们两人一组,守着半张乒乓球台大的案子。案子的做工都很粗糙,铺着旧了的白塑料布。那样的案子,那样的“工厂”和那样的女工们,倒完全是“和谐”的。她们一组组聚精会神，悄无声息地飞针走线。时值酷暑，阳光晒透了遮阳瓦。尽管有些窗子是开着的,但“工厂”里还是闷热难耐。她们中,有些人的衣衫已被汗湿透了。更有些人,为了图凉快,甚至裸着上身,胸前只戴乳罩。并且似乎早已习惯了那样,有男人出现在“工厂”里,也不觉得害羞了。几乎她们所有人手指上都戴着顶针、缠着胶条……
当时,我不禁地联想到了我在另两位“私营企业主”的“工厂”里见过的情形。一个工厂是生产人造大理石板的，电锯飞转,锯开石块时所发出的尖厉之声,刺得我耳膜似穿,头疼欲裂,心跳加快。我在那样的“工厂”里没“参观”够十分钟,就摇摇晃晃地奔出去吐了。
“厂主”却对我说,他的工人们起初也都有过我这种“不良反应”,吐过几次,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那话当然是在离开“工厂”后的另一种场合说的。
在那“工厂”里,不冲着耳朵大声喊,相互之间是听不清对方说什么的。所以那“工厂”里的工人们,仿佛全是聋哑人,以手势传达意思。那“工厂”里石粉飞扬弥漫,而从乡下廉价招募的青年们,却都舍不得花钱买口罩。“厂主”也绝对不发任何劳动保护用品。
我曾对那“厂主”提出建议——既然他已经很富有了,何不投点儿资,在“厂”里安装些必要的消声设备？
他大不以为然地一撇嘴,仿佛我的建议极具可笑性。他说他的钱挣得够多的了。不但自己这辈子花不完,保证儿孙辈是富人也绰绰有余了。不定哪天心一烦,就将“厂”卖了,还投的什么资，引进的什么消声设备呢？
我说，那你也该发给你的工人们些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品哇!比如手套、口罩、橡胶围裙什么的。我说在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环境中劳动,如果连口罩都不戴，多则几年,少则一年以后,工人们的肺里、胃里,肯定都将有石粉结石。我还说最好每月发给工人半斤木耳。虽然木耳对肺不起什么有益的作用,但对胃、食道、肠道,毕竟还是会起到点儿清除异物的作用的。
不料他不高兴起来，将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他们不是我的工人!他们是国家的负担。我使他们有了工作,已经是在替国家尽义务了!不但国家应该感激我,他们也是应该感激我的!没有我,他们就得变成些要饭的,讨小钱儿的,或者去偷,去抢!我每月已经发给他们一百多元工资了!如果他们惜命,他们就该自己掏钱买口罩戴!既然他们自己舍不得花钱买,那就证明他们都是些爱钱不爱命的贱种!天生的些个贱种,还想让我出钱买木耳给他们吃,笑话!拿我当‘大头’哇？”
我默默听他说完那一大番话,放下筷子说了句“失陪”,起身便走。
从此我一想起他,心里便骂他一阵……
另一个“工厂”究竟是什么“工厂”,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是与玻璃有关的一个“厂”。因为满“车间”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碎玻璃。过道还扯着一条条玻璃丝。
厂主一边陪我“参观”,一边不时地叮嘱我抬高脚步,小心玻璃丝割破了脚腕。而我发现有些裤腿儿短的工人,脚腕皆血淋淋的。也许是为了安全,他们的裤腿儿都较短。裤腿儿长的也挽着。有一个赤脚穿塑料凉鞋的工人,脚上缠着药布，一瘸一拐地在各机床间搬运东西……
他们的血淋淋的脚腕，使我看在眼里,疼在自己心里。
我也曾向那厂主建议,为工人们想点儿起到劳动保护的措施。
他却对我说您小声点儿。
离开那车间他又悄悄对我说,不能惯出工人们娇里娇气的臭毛病。那样他们以后将会不断地向他提出要求。工人就是工人,怕苦就别干。想挣这份儿钱的人多着呢!他说梁作家,不是我心肠硬,搞点儿劳动保护措施也多花不了我几个钱。主要是不能由我这方面先开这个头儿。要是有生命危险,不必您建议,我自己也会想到的。可没什么生命危险嘛!脚腕子离心离头远着呐!您看到那些脚腕子有一条条血道的工人们,都是初来乍到的。半年以后,脚腕子脱几层皮,长出了茧,以后也就不怕玻璃丝割了，割破也不出血也不疼了。你们城里人初次骑马玩儿,还兴许铲了大腿根儿呢!
在中国,在目前,尤其在几年前,似乎一个人只要办起了一个厂,也不管那厂是否名副其实,只要那人自己的钱柜日渐地满了,腰包日渐地鼓胀起来了。他似乎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什么“私营企业家”了。似乎我们的某些同胞,包括某些中低级官员,手里有无尽的那样的礼帽,随时准备在自己的地盘儿内,慷慨地赠给他们看着顺眼的人。而他们为什么看着后者们格外顺眼,内情又往往是显明的。至于自己的另一部分同胞，亦即“有幸”成了以上那样一些“厂”的工人们的同胞,在工资收入方面是否受到极其严重的剥削,是否有权获得起码的劳动保护,则就无人问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