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权，并达到优秀标准，为最好的社会性质（比如美国）的外在形象负责。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比例这么高的具有企业家倾向的个人如何导致社会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化。例如，据我们观察，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旦移民，就会成为企业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国内，他们没有成功地改变社会状况。这岂不是要说，只有那些能作很大贡献的人移民了，或者，我们因此要作出推论说，只有特别的社会结构才使企业家的活动显得更为重要？
现在让我们推测一下。作为美国人的动机特征，如果成功需要将会消亡的话，那些渴望成为企业家和经理的人也将会丧失他们的远大志向。那么，社会体系也将会改变或因此而消亡吗？我们认为回答是否定的。社会体系的持续存在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社会结构由一套完整的、非个人的职能和机构所组成，并通过这套职能和机构来分配社会成员的收入。毫无疑问，社会体系有一个中心（该中心控制着基本必需品的分配），这个中心使社会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于它的职员们的人格。
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问一问我们自己麦克利兰称作“个人主义的神秘性”的宗教观点是否具有普适性。例如，作为一个例外，日本就足以使人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直到现在，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还是最新的成功范例。日本有国家主义的宗教（Shinto，即日本的“神道教”，1945年前为“日本国教”），该教着重强调团体和个人对团体的职责。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组织推进全国性的工业发展，而不是推行自由企业家的路线方针，特别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工业上，这是政府作出的决定。这里所说的工业是政府扶持的工业，日本政府扶持工业发展，直到它们的产品在质量上和价格上比国外竞争对手的高出一大截为止。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详细阐明，那就是在文化产品中所发现的表现形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麦克利兰的证据特别分散。虽然民间故事、成人文学和儿童读物等都被用作等价物，但是它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反映同样的问题，也没有哪一个能普遍地反映社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乍一看，1920~1929年二十年间的儿童读物和到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读物是怎样和当时抚养儿童的情况挂起钩来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1920年和1950年间，现代世界经历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大部分工业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前苏联社会的重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波及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战争等。奇怪的是，麦克利兰居然忽略了所有这些重要事件，而唯独把1950年的经济事态看做仅仅是由于童年读物对年轻消费者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
当然，麦克利兰的假说中还有一个善辩程度的问题。一般说来，父母和教育者试图教育孩子的方式是：让孩子在社会上成为成功人士。他们力图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证明起作用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假设一个社会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那么，一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从童年到成年，就可能注意到接受企业家的角色，并从中受益，这不在话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志向，既能在文化上被接受，也能被社会广泛认可，还能在物质上得到回报。
然而，在这一层次上，麦克利兰的论述却没有对那些把人格看作社会结构的言论设防。麦克利兰的基本假设含有这样的意味：所有的动因都是后天学会的，这一阐释使他的理论体系容易在本质上受到攻击。其直接后果就是，如果他正准备为他的理论寻找确凿的证据，证明特定人格是影响经济发展这一社会变化的原因，那么，他只不过是把我们带到无限的历史衰退中去。在这样的历史衰退中，社会产生了人格；反过来，人格又产生了社会。
动因、动机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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