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
理人士和科学家、艺术家或主教这一群体在基因上有什么差异，只是选择不同而已。
现在，我们把这个研究主体的论据总结如下：
（1）给实验对象单独展示特定的绘画样本，让他们根据这些意义模糊的图片编故事，然后实验者根据他们所描述的内容划分范畴，作出回应，以此来区别那些努力表现得很出色的人。通过分析故事内容而得出的分数与美国人生意场上的成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些分数被贴上了“成就需要”的标签。这样做未免有点过于概括化了吧。
（2）测试得分与在童年期中父母对待子女的特定行为情结呈正相关。其实，我们无法得知孩子的行为是父母反应的原因，还是父母的行为是孩子的行为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孩子天生的能力水平。
（3）通过评价特定的文化因素而得出的分数与经济发展措施（经济发展措施是通过对国家情况具体适当的取样完成的）呈正相关，后者即经济发展措施测量时间间隔至少为二十五年。有关文化产品取样范围变化非常之大，从成人文学（西班牙、英国、古希腊）到陶器碎片设计（前印加秘鲁）、民间故事（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以及儿童读物（二十世纪社会），但这一切或多或少地都被看做是儿童社会化方向的等价标志。时间间隔在经济发展高峰前，大约从二十年到二百年间变化不等。研究结果显示，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儿童读物的内容和儿童的成就动机之间有什么关联。
基于上述论述和同样的证据，麦克利兰申辩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新教徒的伦理影响的有关论述是不恰当的。因为韦伯指出，是成年人为转向崭新目标（把新目标描绘成有利于道德发展的）所作出的努力催生了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而且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宗教改革之后获得了长足发展。麦克利兰认为，在任何时代，经济活动的高潮都是父母根据上述行为方式对儿童进行训练的结果。据称，这种训练造就了能控制生产手段的性格类型。在这种企业家式的性格类型大量出现的地方，经济以神秘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形式繁荣发展。
这里，麦克利兰将他的动机成就理论与韦伯的理论相连接的一种途径是，通过间接表明包括“独立性训练”因素在内的新教儿童训练，来证明对儿童的训练导致更高一级的成功需要。现在，新教运动及其社会精神特质由传教士们从欧洲传遍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教士把主要精力放在年轻人身上。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资本主义（或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家式的）社会在任何地方都蓬勃发展。儿童训练的假说用于新教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如果和麦克利兰相同的、为成功需要而训练儿童的说法也能被接受的话，也未必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关于早期训练的重要性，虽然在心理学中被大肆渲染，但还是有待讨论的。我们有理由对早期训练有持久效果的说法表示不满，因为，随着儿童当前环境的改变，他们的能力也将会发生很大变化，培养儿童的方式会影响到他们的人格，但是，儿童学得快忘得也快。研究已经证明，追溯成人人格特征，将其唯一归因于童年早期经历，或者把童年期的学习和成年后的性格特点联系起来，都是不足取的。
那么，在童年时期，对男孩子进行“独立性训练”是为使他们具有一定的能力，从意识形态上来讲，训练目标应当是被社会认可的，即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这样的推想倒是没有什么障碍。在童年时期，区别成功与失败是通过是否受到父母的欢呼赞美来实现的；在成年时期，区别成功靠对流行的认可程度，是通过金钱和地位来传达的。别人的欢呼赞美为他们订立了优秀的标准，这是一种“另类导向”的意识形态。
然而，还有一点会牵扯到经济发展和成人个性之间的关系。在麦克利兰看来，有一种人令人钦佩，是因为他们专心致志于建造独立和自由的企业，努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