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中固有的缺陷，而他的理论却又依赖这个概念。当需求层次理论利用优势论的观点在动机类别中建立一种等级关系时，它和个人通常的行为正好相反。在引介“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地方，在动因意义上模棱两可。
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特定的需求层次上，阿若诺夫（Aronoff）引入了一个固着点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成为他使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根本点。现在，固着点 借自于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机制，可能隐含在马斯洛理论图式中，但是，这绝对不是马斯洛所直截了当阐述过的。马斯洛没有公然使用固着点的概念，而阿若诺夫却使用了，因此，这在他的理论和数据之间的适合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他在理论中没有给这个概念安排一个关键角色，那么他的理论恐怕就会和现在所给人的感觉有天壤之别。根据简单的理论概述，那些甘蔗砍伐工，已经是处于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为安全的境地了，应当是在下一个更高级的需求层次的影响下；而渔民们，由于充满危险的工作以及不安全的家庭规则，所以不会有更高一级的需要。当引入了固着点这一概念时，需求层次理论就能解释截然不同的结果了。
就像上文刚刚提到过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着点这一概念一定是一个无意识机制，因为它被安置在动因矩阵中。但是，如果我们把甘蔗砍伐工长期的谨慎小心当做意识的某种类似物来考虑的话，细想一下其结果还是蛮有趣的，我们可能把它描述为对固定策略的适应。既然这些工人在童年期遭遇过亲情纽带的丧失甚至毁灭，那么建议他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有意识地采取措施，以保护孩子免受同样的遭遇，这看起来绝对是合情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坚持说他们根本不是在所谓的驱动力意义上受“需要”的“驱动”，而是他们采取明智之举，以试图应对环境。如果选择了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甘蔗砍伐工看做有目的的、有理性的人，这一观点与正统的科学人格理论可谓南辕北辙。现在，如果甘蔗砍伐工完全严格地恪守自己的职责，就可能把渔民看作是一群软弱无能、喝酒喧哗、不愿意尽长期职责的人。因为阿若诺夫愿意承认，在已经假定的较高的需求层次上，渔民比起甘蔗砍伐工是更好、更多地“实现了”自我的人，所以，观点的改变揭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作为人类行为模型的评价性结果。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我们怎样评价人们的行为会因为我们的事先假定而受到歪曲的缘故。
应用马斯洛理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当然并不是对各种解释的反应毫无察觉。但是，越是排除动因概念，解释就会越清楚，而且，解释还得承认实验对象可能根据理性作出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根据理性原则，把“动因层次”本身看做是一套大致的行动优先权，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包括在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可能目的在于把它的公民从“需要”某事物中解放出来，比如像马斯洛的层次中设定的优先顺序。首先，集体可能致力于保护其成员以保证他们必需的食物、住房，以免遭到竞争者的掠夺与破坏，然后才为确保集体的延续，将注意力转向保护生育子女的过程。在这些基本需要有了保障之后，才可能为更进一步的文明礼仪做准备，如促进和睦优雅的人际关系、保持创造力、提升艺术和科学等，这个概述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丰富想象。但是，即使在世俗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按照这样的方式运作，这表明这种有前提条件的价值等级会给政策注入活力。在观察社会组织形式和利用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马斯洛阐述了他的人的本质理论，这自是理所当然。
因此，看来即使阿若诺夫成功地描述了西印度群岛的组织形式，各种体制与马斯洛的理论也相吻合，他仍然陷入了循环论证中，因为人性的定义是从对社会现象的总的观察中推导出来的，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