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慢时，他可能只是损失不多的一点点收入，因为他还会照样分到整个小组当天所挣的那些钱 这是一种集体保障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小组里的工作气氛令人愉快，比如可以说笑话、唱曲、闲聊等，开展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减少工作的无聊。甘蔗砍伐工人举了个例子证明说，他们确实很依赖这种气氛，比如，如果发现有几个人因为周末狂欢疲劳，所以在星期一就干不好活，那么他们接着就可以不干了。
砍伐组的小头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这个位置上，他经常能利用手中分派活计的权力，欺骗其他工人，让他们砍伐地垄比较长的甘蔗。这引起工人们牢骚满腹，但是也并没见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因为砍伐工人没有什么能力联合起来去对付他。如果他们对付他了，那么工人们可能也会迫使他公平地分配活计。阿若诺夫发现，工人们配合不好，这是由他们自己的心理需求性质决定的，因为工人们害怕安全需要受挫，所以就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出于安全需要的考虑，甘蔗砍伐工人对别人总是小心翼翼。他不敢将别人对他的信任降到最低水平，因为在工人们之间信任对于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同甘蔗砍伐工相比，渔夫们的组织形式截然不同。船长拥有或出租资产设备，虽然通常是每个渔民自己都有些设备。每个渔民都把捕捞的货物一半留归为己有，把其余部分放到池塘，留待大家平分，船主多得一份。因为渔民不允许船长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所以相对于甘蔗砍伐组的组长和组员，船长和其他渔民的关系更私人化一些。他们双方都认识到，渔民有权决定在哪里打鱼，或者在哪里打鱼，船长需征求渔民的意见。如果他不这么做，渔民就拒绝跟他合作。
大多数的甘蔗砍伐工都有合法的婚姻，而大多数渔民则符合已订立的习惯法婚姻。按照习惯法，如果渔民的妻子发现和另外一个人更能聊得来，她没有义务必须和现在的男人厮守在一起。这种习惯法维系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双方的个人亲善，而合法婚姻提供的是更多的财产和心理两方面的安全感。甘蔗砍伐工倾向于娶比自己年龄大些的女子为妻，而渔民则倾向于和更年轻一点的女子生活在一起。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遵循同样的模型。比起甘蔗砍伐工，渔民和子女的关系更密切一些。砍伐工往往是处在限制家庭团体的人际关系的边缘。实际上，渔民的妻子没有砍伐工的妻子那么能花钱。但渔民的妻子不会对她们的男人没有养好家表现出不满，不过，如果男人打架、喝酒、打女人或者追别的女人，她们就会对这些恶习表示不满。
孰因孰果
阿若诺夫主张，人格不是后天所获得的动机的残留，它要合乎个人必须执行的体制，应对人格负责的基本因素处于像这样的一道道有系统的机构组织之外。另外，他还主张，机构的形式应当有变化，以此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就像他们适应符合各种经济规则的要求一样。
心理决定因素产生于一个基本的需要结构。据称，所有的人都有基本需要结构。如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被看做是生物性的，那么可以说，社会层面的事件能够剥夺以前存在的需要，但并不会因此而产生积极的动机。那些最基本的、没满足的需要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并且作为人格中的主导因素不断要求得到满足。那些没被满足的需要和可利用的社会形式相互作用，对社会组织形式进行修正，而不是被它们所修正。因此，基本的人性是一个制约社会机构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同意这一总的论述。社会机构形式对人的种种要求作出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存在的原因就显得不充分。然而，如果基本的人性能成为解释社会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本身一定是独立于其他社会信息的，这能够看得出来，而不仅仅是马斯洛所断言的那个样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斯洛的理论本身就站不住脚。该理论以正统的方式来运用动因这一概念，本身就受制于通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