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福尔摩斯,你真是个典型案例。每个医生都知道,一个受了你这种伤的病人,即便伤势轻微,且原因令人啼笑皆非,也都会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讲道理。
福尔摩斯啪的一声合上鼻烟壶,塞回口袋里。
“华生,”他说,“虽然很欢迎你来探望我,但如果接下来至少六小时内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更加感激不尽。否则我难免会蹦出几句令我后悔的话。”
于是,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一直枯坐到很晚,连吃晚饭时也缄默不语。福尔摩斯闷闷不乐地给他的案件记录编制索引,而我完全沉浸在《英国医学期刊》的字里行间。除去时钟的滴答声,以及炉火的噼啪作响,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早春三月的寒风在窗外尖啸,裹挟着雨点如枪林弹雨击打着窗棂,旋又钻入烟囱里咆哮、喘息。
“不,不,”过了好久,我的朋友满腹牢骚地说,“乐观主义真是愚蠢!肯定不会有案子上门了———听!莫不是门铃声?”
“没错,虽然风声大作,还是听得一清二楚。但来者会是谁呢?”
“如果是委托人的话,”福尔摩斯伸着长脖子瞄了一眼钟,“事态必然极为危急,否则没人会在凌晨两点顶着这样的狂风出门呢。”
哈德森太太仿佛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才从被窝里爬起来开了前门,然后将两位委托人领了进来。两人立刻就交谈起来,不过直到他们走到门口时,我们才听清谈话的内容。
“爷爷,这可不行,”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说道,“最后一次,求求您!您总不会希望福尔摩斯先生认为您……”这时她压低嗓门耳语道,“很愚蠢吧。”
“我才不愚蠢!”她的同伴喊道,“够了,内莉,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昨天早上我就该赶过来的,可你偏偏不同意。”
“但是,爷爷,那间恐怖之屋太吓人了。都是您想象出来的,亲爱的爷爷。”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但我的想象力可不比一尊蜡像更丰富,”老人自豪地说,“我想象出来的?早在博物馆从贝克街搬到现在的地点之前,我就当了很长时间守夜人了!”
两位来客停住了。年长的这位身形矮胖,神态固执,身上的棕色大衣和看门人制服裤子已经被雨水湿透,满头白发,身子骨十分硬朗。那位姑娘则大不相同,她苗条柔美,一头金发,灰眼珠,黑睫毛,头戴一顶黑色草帽,一身普通的蓝色衣衫,只在手腕和咽喉处有细细的白色褶边。她的神情于羞怯中自有一分优雅,但那曼妙的双手却在不停颤抖。她很有礼貌地向福尔摩斯和我致以问候,并为自己深夜来访致以歉意。
“我……我的名字是埃莉诺?巴克斯特,”她说,“想必您也猜到了,我可怜的爷爷是玛丽勒邦路上那家陶平夫人蜡像馆的守夜人。”她突然惊呼,“噢!您的脚踝!”
“我的小伤并无大碍,巴克斯特小姐,”福尔摩斯说,“欢迎二位。华生,请帮我们的客人把外套和雨伞放好。那么,请你们坐到我面前来。虽然也可以借助拐杖,但你们肯定能够体谅我待在原地吧。刚才你说什么?”
巴克斯特小姐原本正因她祖父的话大为尴尬,呆呆地盯着那张小桌,此刻忽然发觉福尔摩斯热切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不禁吓了一跳,脸色也变了。
“先生,您知道陶平夫人的蜡像么?”
“名气很大。”
“对不起!”埃莉诺?巴克斯特脸红了,“我的意思是,您去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