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说什么是诗。我们的古人早在汉代以前对此就有很深的认识。《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这一解释，当依据于更早的《尚书》。《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毛诗序》进一步发挥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几段堪称经典的文字，一例释诗为“志”，也就是将诗的中心内容归结为人的情志；而诗的文学功能，则是情志的释放、发抒以及沟通，所谓“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诗者释也，人秉七情，应物斯感，心有千千结，须得释而放之，然后始得其平。而散文从一开始（无论卜辞、铭文，还是《尚书》），其中心内容都是事实，而其功能则是记录。古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诗歌、音乐、舞蹈在审美特征上的同一性，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同一性就是节奏。总之，诗是一种凝练的、节奏感极强的抒情性文学体裁。朱光潜认为，一切纯文学作品，多少都有几分诗的素质。（《诗论》）
诗词是情绪释放的产物，故始于兴会。西人云：“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所谓喜悦亦即兴会。作诗最难得的就是兴会淋漓，这是一种状态，一种感觉，一种创造性情绪，一种巅峰体验，是诗词创作的原动力，又称灵感、兴致、兴趣，你就说它是诗之灵魂也可以。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东坡兴趣佳，每作一诗，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说东坡饶有兴会，故每作必有佳句。兴会并非空穴来风，它一定来自独特的生活阅历、独到的生活感悟以及新鲜事物的刺激。抛开了独特阅历、独到感悟不写，写作就会不在状态。知堂老人说，没有灵感而作诗，就像没有性欲而做爱。不幸得很，这样扫兴之事，在古今诗词创作领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空间开阔，万象新奇，不但皆供诗材，尤能激发思绪。唐人郑綮自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辨别一首诗的真伪、好坏，分水岭就在这里，如果读之让人入迷，让人玩之无穷、味之无极，那么它一定是真诗、好诗。如果读之兴趣索然，味同嚼蜡，那么它一定是伪诗、劣诗。
“小子何莫学夫诗”，自孔子对弟子强调诗教以来，这话在我们这个“诗国”一直被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着。询问对方孩子背得几首古诗，至今仍是家长见面谈话的一项内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已超出作者原意，广泛地被引为献身精神之象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类诗句，在“同学录”上仍是激动人心的赠言。古老的“赋诗言志”的传统，至今还在延续。
不仅如此。上世纪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诗词、乃至汉字已走到尽头。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毛泽东诗词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低估了汉字与诗词的生命力，也低估了后人对汉字、对诗词接受喜悦的程度及驾驭之能力。开放之年，值词章改革之大机。于时思想解放，文禁松弛，诗家取题日广，创获尤多，诗词旧体，活力犹存，且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中拥有甚至比新诗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作家王蒙，甚至将传统诗词比作一棵大树，谓直干虽成，而生机犹旺，仍在添枝加叶，踵事增华，仍是“老树著花无丑枝”。
诗不能当饭吃，也不解决就业问题，也不能指望用诗来改造社会。诗的用处不在那些地方。诗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填不饱肚子，却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成为诗性的人。往小处说，可以更好地欣赏人生，有助于化解人生的痛苦。往大处说，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去从事创造。能够不学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