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就要到圣彼得堡去了，这样我们就错过了啊。GOD! ：（ ”
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她也终于要来圣彼得堡念研究生了。
2002年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份，生活突然变得充满了戏剧的色彩，我敢保证这绝对会是一个精彩的剧本。
年初，我意外升任了圣彼得堡海港控股股份公司的行销总监，我再也不用随着商船出海。离开大海让我感到难过，但升职确实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样大型的公司，华人总是难有出头之日，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于是我开始西装革履进出公司的大厦，做一个我母亲一直企盼我成为的那种男人，在高档写字楼里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穿行，对擦肩而过的人模式化地微笑。但我发觉我错了，这一个月对我来说漫长得让我无法忍受，第三天我的时间就被郁闷填满，朝九晚五的工作，规模这么大的跨国大公司一切都井井有条，只有签字和接打电话这样的白痴工作。“简直了！”这是我每天离开大厦，发动汽车时最想冒出来的话，如果职位爬得越高越清闲，那我宁愿还出海监船，四处漂泊。
这一年我26岁，我在莫斯科出生，圣彼得堡长大，华裔俄罗斯人，祖籍浙江台州。我的父亲与我一样也是在莫斯科出生，但他要比我艰辛得多，我走的是一条世俗的道路，接受教育念大学然后工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热爱出海的工作，我感觉到了自由。父亲常对我们说，我们的祖辈在二战时期被卖到欧洲俄罗斯部分修铁路，历经生死磨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事迹，那是父亲孜孜不倦对我和弟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经过数代的奋斗，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家族，父亲现在是当地华商会的会长，经营着皮革制品，母亲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东亚文学，她也是华人。
我弟弟叫马海跃，这一年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就与他有关。一直安分念书的弟弟突然决定要当兵，在他入大学的第一年，他义无反顾地考上了国家特种兵部队，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士兵。
戏剧的第二个转折在这里，当我忍受了三十一天后，我的上司又给了我另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机会――到中国来担任驻京分公司的副总监。得知将要被派往中国的消息后，我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于是我在ICQ上寻找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小白就是其中之一。
这最后一件戏剧性的事就是我认识了小白，在网上认识的人总是良莠不齐，对于那些盲目崇洋的男男女女我没什么兴趣，对一些极力想要出嫁到国外的女子我更是敬而远之，于是半年下来，与我保持联系的人就只剩下了小白。当然这得益于她的专业俄语，我的中文仍然蹩脚，与她半中半俄地聊了半年。我明白了“你丫”不是指你脚丫、你丫头、你丫环的意思，也明白了吃蜜蜂屎是说人高兴的意思，中文的博大精深感染了我。白丫头她大四了，正处于找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的迷茫状态，于是我告诉她我母亲是大学的教授，就这样机缘巧合般地，她考上了我母亲的研究生，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她远隔万里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开场白是“从此以后请叫我硕士。”
去北京是让我沸腾的消息。我不喜欢圣彼得堡这个工业化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城市，好不容易有个港口也被数不清的集装箱和乱七八糟的轮船填满，毫无美感，当然涅瓦河还是美的，那是我所有童年的回忆。高中毕业后我就和弟弟开车满欧洲跑，我们骨子里都有着不羁的血液。所以当我听说弟弟考上特种兵时，狠狠地说了一句，真牛逼。这是小白教我的京骂，非常好用。
我被一个传统中国教育的家庭养大，但我对中国的确一无所知，在我成长的空间里不乏华人子女，但他们跟我一样骨子里已经完全是一个欧洲人，或许几代华人的子女都会有这个特质。但我想公司之所以选择我来到中国，更多的是看重我的华裔背景。我必须承认我非常迷恋古老的中国，在家里我们坚持说汉语，我的最爱是李小龙的电影，飞檐走壁的少林功夫从我的少年时期就开始入侵我的大脑细胞，我还喜欢红高粱里盘着发髻的巩俐，最近迷恋的是喜欢卧虎藏龙里尖脸儿大眼睛的章子怡。在圣彼得堡港，我弟弟海跃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哥，带回来一个中国嫂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