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每个人物似乎都有一个往昔的影子：他们的前世与今生，已经被写定在敦煌：斯坦因惊奇地在一千年前匈奴骑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眼睛；蒋孝琬在鄯善军官千年之前的告急木简上愕然看到自己的签名；王圆?似为与阿古柏对抗的部队文书，却被黑风暴卷到敦煌；瓦尔特伪造文书，原本却来自梦境。而卷入沙洲驼队冒险的几个女子，发现自己竟然是于阗公主，早就被画在三清宫边石窟的壁画上，她们加入敦煌探险，只是为了要有“三个裸奔少女给绿洲带来希望和吉祥”。
而且，小说中的人物都像是才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蒋孝琬失踪的父亲竟然名为“夸父”；民工“卡特”是个阳痿男人，靠洋药帮助才得以复原，而“卡特”是突厥语“文卷”的意思；卡特与夸父在书中渐渐合一，似乎蒋孝琬到新疆遍地来寻找的不是父亲而是遗书文卷；能翻译?卢文的神秘人物“大夏”单独带一支测量队进入深山；大夏之弟“八荒”是雕玉世家传人；沙洲驼队主人“昆仑”是一位老驼主，他的睿智让蒋孝琬心折，几乎要认他为父；“阴无忌”是左宗棠部队低级军官，靠寻宝为生；“五蕴”是牧民，靠他的机敏把斯文?赫定从死亡沙漠带出来；“寒浞”据说发现了阿古柏的秘密金库，暴富后买官；和田知州名字叫“周易”，和田寻宝协会会长叫“杜笛”，阿不旦的天主教牧师却名叫“牢兰”。而几个女子的名为“采诗”“善爱”“百戏”；而小说中的玉币上无法破译的文字，竟然是“驼唇文”，其怪异新奇，只有在敦煌这个杂语喧哗的地方才显得自然。
作者有意忽视人物的民族和宗教特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有意模糊，因为他必须写出的，不是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事实，而是重现世界之始尚无民族之分时的神话。
为了延续敦煌书写，人物在小说中转世，再世，一再献身于这个“行为艺术”。小说中人虽然有不少男女感情纠葛，有多次欲望的绽放，却都是孤男寡女，单身众生。虽然两个女子“在同一天生下双胞胎”，似乎也是为了接替这个艺术的下一代。甚至这本小说《敦煌遗书》的名字，也在小说的故事中出现过多次，冯玉雷只不过是让小说本身--敦煌艺术本身--再次转世。敦煌的时间与空间一再被重置，但是敦煌艺术的魅力随着年月越加增长。小说气象万千，不拘绳墨，文字汪洋恣肆，场面荒诞无稽，似乎都是为了让这第四次书写，配得上先前的书写横空出世的气派。这种奇异涉险的写作法，谓之狂想亦可，谓之狂欢更佳。
是不是敦煌的第四次书写都是这样写法？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写到敦煌，无不是一把伤心泪，捶胸指责，顿足悲愤。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呢？罗振玉在北京六国饭店看到伯希和的敦煌藏品展览，拍照编成《鸣沙山石室秘录》成为敦煌学奠基者；王国维根据斯坦因在沙漠中发掘到的木简编成《流沙坠简》；胡适在巴黎看到现存最古老之《坛经》敦煌古本，而确定南禅宗的渊源；刘半农在巴黎抄敦煌卷子辑为《敦煌掇琐》；陈垣《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而立“敦煌学”之名。
这些人满足于在各国首都的博物馆里翻检，没有一个人亲自到敦煌来。藏经室发现后是有报告的，清政府再穷途末路，如果翰林院坚持，也不敢拒绝给一点经费；地方官员再颟顸腐败，对带着宫廷尚方宝剑的要员还是不敢怠慢。中国人民有权指责“西洋盗宝贼”，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难道大家真的都必须拥挤在日本闹革命，或是在北京闹复辟，不能有几个人移贵步过来看一眼吗？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来敦煌，怎么说也不会比玄奘当年更难吧？困难也不会比从阿富汗或吉尔吉斯过来，长途穿越沙漠的洋人更多吧？如果他们四体不勤，缺少这个体力和魄力到敦煌走一下，那么，有什么权力指责西方探险家早到一步呢？如果当时就公认他们的行为是偷盗，伯希和怎么会把赃物在六国饭店展出？如果没有这次展出，罗振玉等人怎么会明白宝库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敦煌文献的分散保存，今日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才有可能汇总，五国合办的《国际敦煌项目（IDP）》，100000多件来自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绘画、纺织品及器物的信息和图片，也才有可能在因特网上免费使用，敦煌学才成了国际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