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女孩仍躲在我家走廊的黑影里，不肯离去。妈妈回到家中，已近午夜。看着睁大了惊恐双眼的女孩，听着楼上一片叮咚乱响，妈妈不敢怠慢，匆匆拉上窗帘，连夜开始清理家中有“封资修黑货”嫌疑的物品。
她从柜子里搬出了几大本家庭影集。先挑出解放前外公外婆、舅舅姨姨，还有妈妈各种各样穿旗袍长衫马褂的旧照，接着，又拣出爸爸在苏联期间穿西装皮鞋与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的一堆合影。
如何处置，妈妈犯了愁。点火烧掉，不敢。若让邻居嗅到烟味，无异于引火烧身。撕成碎片从抽水马桶中冲掉，也担心。小区居民传言，有人把金戒指、金耳环丢入马桶冲走，却被革命警惕性高的掏粪工人从污水管道中捞出来，顺藤摸瓜，揪出了暗藏已久的美蒋特务。
妈妈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终于有了办法。
第二天上午，我和弟弟背着书包溜出门，来到了玉渊潭湖畔，一边在岸旁的杂树林里闲逛，一边趁四野无人，迅速掏出一张张照片，撕碎后扔入湖中。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扔，我和弟弟将岁月和亲人留下的无数珍贵记忆，毁灭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处理的是家中大量的藏书。一连三天，我和弟弟把妈妈收藏的文学作品，爸爸大批的外文专业书，有俄文的、英文的、日文的，一筐一筐，拖着拉着，送到几里地外的废品收购站。
废品收购站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及时清理家中的物品。卖书的最多。本来以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趟趟运去的书，按照每公斤一分钱的收购价格，总不会让我们白跑。然而，收废品的工人拿起几本翻了一下，就说“外文书都是毒草，不能回收”，随手指指，让我们把筐子抬到他身后不远的火堆旁。
熊熊燃烧的书堆旁，站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学生装，戴一副白边眼镜，似乎是个大学生。他趁废品站的工人不注意，慌忙抢着抓着，从火堆里救出几本书来。看到我们筐子里满满的精装外文书，他十分礼貌地问：“可以让我看看吗？”我点了点头。
他弯下身子，迅速地翻看着，一面看，一面轻轻地摇头，连说可惜。他抱走了几本后，我和弟弟便抬起筐子，将剩下的书全部倾倒在火堆上，看着它们在烈火浓烟中化为灰烬，袅袅升空。
卖完书，回到家中，发现奶奶正坐在床上，手举一面镜子，抚摸着一头长短不齐的白发，长吁短叹：“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我都七十多岁了，这是要做啥呀？”
原来，奶奶和几个老太太被叫到楼下去开会。奶奶拐着小脚，一步一扭，好不容易下了楼，就被挥舞着剪刀的女红卫兵一个个按着头，铰下了盘在她们脑后几十年的“封建疙瘩”。
正说着，楼道里突然传来一片哭声。我和奶奶奔出去看，原来是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太太，正被红卫兵们逼着，与她们的家人告别，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奶奶见势不妙，开始整理包裹，收拾细软，随时准备逃离京城这个动荡不安之地。妹妹寄宿的幼儿园，此时也已关闭。妈妈每日早出晚归，无法照看我们三个孩子。而爸爸在那年春天调往古城西安工作，已数月未归。于是，妈妈当机立断，托顺路人将奶奶和五岁的妹妹带到西安，送到了爸爸身边。
几天后，一户四口之家搬入我们单元，占据了奶奶的那间卧室，和我们共用厨房、厕所、储藏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