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三年级时，班主任推荐我去参加北京市外语小学的招生考试。那次我考了双百，却未被录取。看到比我分数低的人都被录取了，妈妈颇为不平。
有知情人悄悄地对她说：“你也太幼稚了，那是培养什么人的地方？像你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就是你女儿考得再好，人家也不会要的！”
那一刻，妈妈似乎才明白了，“摘帽右派”，并不等于她就是正常公民了，那顶无形的帽子像深海中时隐时现的冰山，仍在暗地里威胁着夜航的小船。
妈妈瞪着眼睛发呆。她希望我长大后出国留洋的梦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
虽然，我的作文一如既往地被班主任拿到学校的壁报上展览，但我在三年级结束时带回去的80分的算术成绩，却令妈妈颜面扫尽。
午饭时，妈妈勒令我留在宿舍中，不要和她一起去食堂用餐。“若是碰上了那些叔叔阿姨，人家问起你考了多少分，你怎么好意思告诉人家呢！”她的声音冷冷的，眼睛不屑于看我。
我十分清楚妈妈对我的不满与失望。她常常会在朝着空中发愣的间隙，开始对我的指责，把她坎坷不幸的命运归咎于我的存在。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与别人不同。
那一年，我终于戴上了盼望已久的红领巾。周末回到妈妈的宿舍，她的目光落到我胸前时，一贯严肃的脸上绽出了难得的微笑。
我接着告诉她，学校要少先队员填表，里面有“籍贯”两个字，我不认识，老师说，籍贯就是爸爸的老家。
“我的籍贯，是哪里呢？”我仰头问道。
妈妈颊上的笑容，倏忽即逝。她沉思了片刻，盯着窗外院中那几棵在风中摇摆的苦楝树，冷冷地说道：“你，就填陕南吧！”
陕南？那不是外婆家吗？我心里满是疑惑，正欲询问，抬头却看到了妈妈盯着远方的眸子里，又出现了那种令我惶惑、穿越时空的复杂的阴影。于是我自觉地闭上了嘴巴。
我不明白妈妈的抱怨中蕴涵着的无法言说的苦衷，不敢和她顶撞，只能自卑自怜。于独处时我常偷偷设想，如果我突然失踪，或者突然死亡，妈妈是否会懊悔和悲伤。
我曾计划过周末时不回妈妈的机关，想溜进动物园里藏身，等闭园后游客都散尽了，我就爬到树上，躲在浓密的树叶后，与鸟儿们一起，伴着星光度过长夜。我也想象过妈妈在香山红叶覆盖的深沟里发现我僵硬的尸体时号啕大哭的景象。我常会被这些逼真的情节感染，在宿舍的小床上无声地饮泣，直到查夜阿姨的脚步声在走廊里由远而近，手电筒的光柱无声地划过床头、墙壁、天花板上。
那年的暑假，我是在琴姨家度过的。刚一放假，妈妈便把我送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那个年月，火车上空荡荡的，整节车厢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十几个人。
在西安站的月台上，我看到了琴姨春天里桃花般灿烂的笑容，浑身上下立刻涌起了久违的激动与放松，如同回到久别的亲人的怀抱。
琴姨的家，是我儿时居住成长的地方。依稀记得与表哥们在假山下捉迷藏，在花园里紫藤架下看金鱼嬉戏的情景。脑海深处，还留有某个夏日的午后，在低垂的罗帐阴影里，我爬到琴姨身边淘气撒娇的记忆。长夜难眠时，我的心头常会浮现某个清晨与表哥们坐着三轮车丁零零驰过寂静空旷的街头去幼儿园时的景象。
重返旧地时，残留在记忆中的一切都鲜活了起来，温暖着我孤独的心灵。白天，在表兄们的陪伴下，或埋头阅读堆积成山的几百部文学作品，或手舞竹竿扮作扈三娘，与“宋江晁盖们”在白杨树阴凉下“打仗”。夜里，我睡在琴姨卧房一角的小床上，睁大眼睛，悄悄听着黑暗中传来的窃窃私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