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质疑，从来就不缺少诗人情怀的毛泽东，让一些煤矿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疗养的动机。与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万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虚构一道五彩光环，也属于生命成长之初的单纯激情与简约浪漫。年少不谙男女事的那一阵，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从几百里之外的煤矿回来，在家乡找个女人结婚成家。随着时间不紧不慢地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乡村中人，开始放弃最初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既然去了黄石市，就应该娶一个城市女子做老婆。从出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以来，人口拥挤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种资讯上处于绝对主导位置。即使是在将来的高度发达时期，城市对煤所带来的功效的需要也会远远高于乡村。与此背道而驰，面对挖煤的这一群人，城市则从道德与伦理上率先抛弃了他们。在饥饿的供给制时代，来自乡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别的行业多一些的主副食供应资格及指标。然而，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中，城市女人只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展其迷人的风骚，想让她们下嫁，无异于与花借朵、与虎谋皮。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这段由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纽卡斯尔杂志》上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处，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当下所面对的煤炭业现实。
在煤的恶之花尚未开放的早期，英国采煤的农奴们和拥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义的主教们，曾经罕有地合谋，将煤当成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企图通过施肥来促使煤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到地面上。这种过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后来者笑话，而是后来者根本就没有本钱讥讽这种貌似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在山西的乡村里，青壮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办此丧事的人家，对外都说死者患了无可挽回的急症。其实不然，山西之地，许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见到煤层。对那些有着一身力气的人来说，挖一处小煤窑，就像在长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窑挖成了，一家人里，年轻体壮的儿子在最深处用着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经衰老的父亲，用同样原始的方法将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亲与儿媳妇在井口上面拼命摇着骨碌，让煤筐升起来。只要让这些藏在地下几百万年的东西见到天日，一天下来，可以收回现金近万元。钱是赚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窑，几乎等同于后备坟墓。在煤炭业高度普及的乡村，时常见到婆婆和儿媳一起哭丈夫的，这便是她们家的小煤窑出事时，井下的两个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哭丈夫，闻听的人问都不问就晓得是何缘故，并且心照不宣地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这样的情形多了。不是没有人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都在管，却又无从管起。那样的小煤窑，一有风吹草动，只要将骨碌架搬到一边藏着，再在井口放上一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遮挡一下，毫无疑问，想要找到它，注定只能像电影《地道战》中进犯高家庄的日本军人那样四处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