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小住。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就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待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
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起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极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这些将家安排两百里之外乡村中的煤矿工人，直至成了煤矿老人，也没有到过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夜里能够听涛，白天却难观鹤，绵绵不断的人潮与车流就像从大海里涌上来的浪涛。形形色色的目光一边惊讶地随风去那海上汹涌澎湃，一边诧异地随最近的潮头跌落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艳丽的门窗。
旧的童年过去，新来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几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效应，在一场接一场泪流满面的矿难中，再也见不到煤在往日带来的工业化浪漫怀想了。甚至于说，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资，就因为那一带没有煤矿不出产煤。而改造小资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矿里，用不着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吨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剧腔调，说谁谁是水做的了。说乡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没有到过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断，自从搬离临时居住过的那座叫贺家桥的小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四（2）劳动委员的父亲当年是何模样，我不晓得，如今是何模样，也无从打听。我仍然敢说他们至今也没来到北戴河，却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