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抗权威机制的青年运动的浪潮之外，那时年青的一代还赋予了澳大利亚一种比较年轻的感觉，反对强迫接受外国的文化、社会等。《三人行之迈克尔》中对父母控制的反抗，成为澳大利亚反对那些模仿大英帝国的社会结构（如《霍姆斯塔尔》中的公立学校的风气、《悬崖上的野餐》中的维多利亚女子学院）的控制的象征。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的怀疑，在《三人行之迈克尔》里的家庭状况中第一次显现出来，在描绘《霍姆斯塔尔》中的管理者和《吞噬巴黎的汽车》中的镇长时，进一步得到发展，从此成为威尔的电影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题，持续出现在《悬崖上的野餐》和《死亡诗社》中的学校、《最后大浪》和《证人》中的社会、《加里波底》中的指挥官以及《楚门的世界》中的电视制片人克里斯托夫身上。在威尔的电影中的这种单独的主角的状况，暗示了与社会的融合总会伴随着个性和权威的丧失，而且在传统和非传统的社区中的选择，在自由与安全之间从来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
澳大利亚在越南问题上选择与美国结盟，成为在当时一个国家服从于一种殖民势力的突出例子。澳大利亚电影复兴运动要求在文化上与先前的英美电影的主导影响有所区分。威尔在《三人行之迈克尔》和其他早期影片中，试图反对殖民地的心态，反对战后永远墨守成规的政治风气，以及反对当时保守的气氛（从对英国模式亦步亦趋的模仿到对美国教条的遵从）。从形态上看，《三人行之迈克尔》记录式的电影镜头、跳切与蒙太奇段落，与当时最新的欧洲电影非常相近。这些自我意识和自我反观的风格，与描绘图像的流行文化相比，充满了更多政治激发的讨论，令人想起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那些坚持社会批评的早期电影：《随心所欲》（Vivre Sa Vie，1962）、《枪手》（Les Carabiniers，1963）和《周末》（Weekend，1967）。
澳大利亚在战后受英美影响形成的社会制度，与年青一代从美国反战运动中得到的启迪，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三人行之迈克尔》、《霍姆斯塔尔》和《吞噬巴黎的汽车》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影片中那些被代际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所撕裂的小镇、机构和家庭，就是最好的体现。威尔早期作品中的电影三部曲显示了他对当代社会和艺术运动的关注。他电影中的调子和内容，符合年青一代和新生的澳大利亚电影产业要求破除偶像的主张。同时，通过研究当代外国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特别是学习如何创造个人的电影风格，他的导演手法变得更有深度和更为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