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我的一个外甥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跑到美国去跟我读书。孺子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么呢？第一，周末要跟我去钓鱼，不准读书。第二，垂钓或下棋之际我教他怎样找重点，寻兴趣。第三，选老师时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师博而深。这位外甥的名字是S。Y。Chiu。今天，在国际学术上，没有一位研究细胞的学者没听过他的名字。
一九七九年，我替两个在广州的外甥女办手续，带她们到美国跟我读书。到美之初，她俩面有菜色，英语目不识丁，但六年后因为有学问而有了专业。是的，七十年代，有十多个在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学子，到美国跟我求学，都有类似的成果。
其实，我这个非教育专家的所谓教育，教来教去都是那几句。学问要从兴趣入手，在重点出击。脑子要多休息，但读书时要集中，心领神会。任何科目，值得读的文章不多，所以选文而攻之所花的时间应该比读的时间长。读不是信，而是考虑，所以每有会意，就要停下来细想。选老师的唯一准则，是学问的水平，不顾其他。发问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题目，一见到老师就问。如上所说的法门，显浅不过，但全部都是与香港的教育制度脱了节的。
我教自己的儿女格外用心，是人之常情。儿女八二年从美跟我来港时，哥哥十岁，妹妹九岁。我为他们选校的问题，头痛了几个月。后来决定让他们入读英童学校，痛心地放弃母语。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英童学校没有功课，回家不用读书。我认为儿童要多玩耍，尤其是那些要用上想象力的游戏。
事实上，儿女在中学时，每次考试成绩特别好我就有怨言。我对他们说，求学是长途赛跑，在中学时最蠢是跑在前头，所以考试成绩要保持在中上的位置，冲刺是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的。后来他们到美国进了大学，儿子问：“我可以发劲了吗？”我说可以加一点，但将来若要读博士，真正发劲是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殊不知我这个傻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就狂发劲，我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住！后来我跟他订了一个协议：考试的前一晚不准读书。他当然明白：用脑是运动，跟其他运动一样，比赛前要休息。
今天，儿子在研究院，学医及基因研究，深明求学之道。他知道考试但求及格有余，而成就是以研究的贡献来量度。他少用笔记，买回来的书读后全是新的。这些是但求理解而不论考试的行为了。
我的女儿是另外一个故事。她在大学是选修英语文学的。我多次劝导，也不能说服她毕业后到研究院去研究些什么。可幸的是，她得到祖父的遗传，自小下笔成文。今天她在美国工作，因为文笔流畅而雇主大不乏人。女儿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当今之世，在知识投资上回报率最高的，是语文。香港的学生真的是胡里胡涂了。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一个强词夺理的角度——来表达我对一些所谓专家的观感。在大学念书时，老师阿尔钦对我说了几句影响了我之后的一生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图或热情——来衡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