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另外还有对国民侨居海外的禁制。因为有倭患和郑成功的先例，明清政府不信任长期居留海外的中国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规定出海者在海外居留不能超过限期，却和其他规定一样难以执行，因为有很多像遇到风暴等理由，令出海者无法在限期内返国。也有明清官员明白这些规定是不合情理的，因而没有执行。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便曾准许过期未归的船只回国而不治罪65。到了清乾隆年间，清廷终于接受福建巡抚陈宏谋和两广总督杨锡的建议，撤销海外居留的三年期限66。
但不论有无对侨居海外的限制，自明朝以来，在东南亚和日本侨居的华人数目不断上升。早在1603年，马尼拉已有25000～30000华人，而西班牙人只有1000多名。后来，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侨居的华人比马尼拉的还要多，到1730年前后已超过10万人。到1618年，移居日本的华人则有两三万之多。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有一个“唐市”67，像今天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一样。
对侨居海外的禁制，似乎不包括对侨居欧洲的限制。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但同期也有中国人在西欧居住。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在其《北京的六分仪》（TheSextantsofBeijing）一书中曾提及多名当时旅欧的华人，其中包括：在17世纪后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英法的沈福宗，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工作，后来死于返国途中；经罗马到巴黎的福建人黄嘉略，他曾于巴黎皇家图书馆工作，并多次与法国大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交谈，孟氏对中国的看法深受他的影响，黄嘉略后来在巴黎去世；天主教传教士范守义，曾奉康熙之命出使罗马教廷，回国后转告康熙很多有关欧洲风土人情的见闻；雅各布?李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意大利，就读于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在1793年跟随著名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返国，并担任翻译；杨德望和高磊斯于1751～1766年在法国居住，并加入耶稣会，二人曾学习物理、历史和化学等科目，后来返回中国，还代法王路易十五带了一些礼物给乾隆皇帝68。
最后有必要指出，不信任移居海外的国民，并不是明清政府独有的心态。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独立后，英国对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降，因此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英政府曾企图控制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数目69，虽然英国的人口压力令这些政策很难有效地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