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日记》也是如此：尽管它格调明快，严格地限于个人角色，莫瑞蒂在其中也力图协调他作为私人日记作者和批评家、“民族魂”（soul of the nation）这两个角色。譬如，影片的第二章“岛游记”就可以解读为隐喻了意大利社会的异质性和碎片态。如莫瑞蒂自己在采访中所说的，他的目的是显明这些岛屿之间“没有交流”，它们过着一种分离、隔绝，闭关自守的生活（Porton & Ellickson，1995，第15页）。作为“可怜人的艺术”、不假定任何权威的艺术，日记是传达影片的一个主要观点的绝妙载体：权威的危机（这一主题出现在莫瑞蒂的很多影片中，包括《弥撒结束了》和《红木鸽》），或者也许是权威的多余。这一论题在“岛游记”中得到发展，杰拉尔多（Gerardo）这位专注的乔伊斯研究者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变成了电视迷，他最喜欢的节目是最缺乏智识抱负的那类：肥皂剧和电视智力竞赛。在“求医记”中，权威的危机体现得更为充分，社会给予了这些医生远比其他专业人士更多的信托，他们却表现出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在影片的最后一段中，主人公揭示了他从自己的疾病中学到的东西，他说：“医生知道怎么说，但不知道怎么听。”可以说，莫瑞蒂自己的影片建立在相反的前提上--倾听并悬搁判断，不把现成的处方和简单的结论强加给观众。
与《亲爱的日记》一样，《两个四月》中日记的使用也为影片带来了个性特征，并允许作者同时表现他的私人和公共存在，不至于造成影片内容和风格上的断裂。前面已经提到，《两个四月》展现了莫瑞蒂的儿子彼得罗从胎儿一直到一岁左右的生活，还涉及了意大利的两场大选，其中之一是南尼想要用纪录片加以描绘的。与此同时，他（与《亲爱的日记》第一部分中的主人公并无不同）梦想制作一部关于1950年代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面点师的音乐喜剧。因此，莫瑞蒂在《两个四月》中展现了他生存的多面、异质、紧张和狂热。这种印象比在《亲爱的日记》中更为强烈，前一部影片只是含蓄地指向了莫瑞蒂自己的电影工作，而且他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不计了。
主人公又一次被表现得很谦卑。在私人生活中，南尼宛如一个笨拙的、几乎无所适从的“新人”，他试图在怀孕和生产的每个阶段支持孩子的母亲，想要平等地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完全是手足无措。莫瑞蒂也暴露了自己电影制作生活中的无能和问题。作为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制作一部纪录片，揭露意大利身处其中的状态，他所遇到的每个人也都持这样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很严肃地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力和能力这样做。譬如在赶往拍摄现场的路上他对同事坦白说：“我不想说服任何人。我希望想什么就说什么。但在纪录片中我怎么才能说我所想呢?我想的到底又是什么呢?”主人公难以专心于政治及制作关于意大利的纪录片，还因为他一心专注于家庭生活和小儿子。每次当他想到要拍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或是要采访一位政治人物，他都宁愿拍摄小彼得罗，或者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脑子里乱跑马。在这里，日记再次成为完美的工具，既揭示了私人/家庭责任与职业/政治责任相互纠缠所带来的紧张和冲突（这是现代生活的一大问题），也是超越他们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