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落的主人公是位得了癌症的艺术家，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将“求医记”与其他关于这一主题的影片作比较，尤其是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建筑师的肚子》（The Belly of an Architect，1987）。格林纳威和莫瑞蒂一样，被归为后现代主义者。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莫瑞蒂在“求医记”中会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如名字所提示的，格林纳威片中的艺术家、这位名叫斯托雷?克拉克莱（Stourley Kracklite）的建筑师患上了胃癌，而且像莫瑞蒂一样，一开始被误诊为消化不良。两位艺术家都试图记录自己的疾病，建筑师拍摄他自己的以及与他相似的肚子的照片，莫瑞蒂收集药方、摄制自己化疗的影片。然而其间的差异远比相似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格林纳威在主人公的真实状况上误导了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克拉克莱不仅不能确定胃疼的原因，而且几乎是不想知道。他不像莫瑞蒂那样积极求医，而是很晚才去看医生，当诊断不符合他自己的看法时，他看起来也并不在意。另外，他归根到底是不愿意被治愈的，或他不相信自己的处境会有所改善，从而走向了自杀。进而言之，与莫瑞蒂不同，格林纳威影片中的疾病在根本上就是隐喻，甚至还是多重功能的隐喻，代表着社会和道德意义上错误的一切。克拉克莱的大肚子不断与古罗马雕像的肚子相比较，被转化为艺术的“再现”：照片、照片的拷贝、拷贝的拷贝，等等。在很多场合，格林纳威都暗示，无论古罗马社会还是当今西方世界，其特点都是过度消费和腐败。我们几乎觉得，癌症是对克拉克莱过度沉溺醇酒美食、长了一个大肚子的某种惩罚。按桑塔格的话说，“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Sontag，1979，第15页），这完美地符合格林纳威对他的主人公的诊断。与此相反，莫瑞蒂避免在他的癌症与社会普遍状态之间建立任何的联系。此外，他暴露了医生的无知和傲慢，他们把他的疾病看做是精神状态所致，甚至是一种惩罚，他批判了把疾病看做某种心智/精神缺陷的报应的观念。在桑塔格看来，这一观点经常掩盖着医生在确定真实病因时的无能为力。莫瑞蒂的方法显然不仅更为科学和理性，而且更为“体贴患者”，使受害者不再承担内疚的重负。最终而言，它也是更为乐观的，尽管为很多医生所忽视；莫瑞蒂的积极求医最后获得了报偿，他恢复了健康。
“求医记”完美地符合日记乃最个人化的艺术形式的主张，也表明日记是调和艺术的个人和公共两大功能的最佳工具。托马斯?马隆发现：
艺术家的日记经常在个人性和职业性之间徘徊不决。在一些日记中，工作计划札记为风流韵事和天气状况的报道所淹没……正如日志（journal）和日记（diary）之间的区分难以澄清，日记在何处变为工作笔记，或反之的情况，也都是难以定位的。（Mallon，1984，第119-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