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篇(6)

空空荡荡。次日清晨,空空荡荡,街上没有一辆汽车,作家在屋里埋头工作。“你看,博胡米尔,亲爱的,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人们都去打猎了,射杀之后,他们把猎物扛回家,然后烤熟,一口口地吃掉。”

安娜喜欢讲话。

“我要烧肉汤。我想在家里尝试一下‘一碗汤就像一碗饭’的想法,他们会抱怨的。而且还会吧唧嘴。做饭我是从婆婆那里学会的。我不是个感恩之人,但是说老实话:我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我本该从她那里,从我父亲那里,从我哥哥那里学会害怕,害怕体制,害怕单位,害怕一切的陌生,害怕生活,害怕上帝,害怕谋算,害怕彼此,害怕自己,害怕恐惧,或者说让自己不知道恐惧,这一切本来是我应该学到的,但是我什么也没学到。我本该从我寡语、顺服、被吓坏了的母亲那里学到少言寡语,温良顺从……”

安娜和她婆婆(未来的婆婆)的命运是在1970年1月交织到一起的,当时她只有十九岁,坠入了妇人儿子的情网,妇人则喜欢上了安娜。安娜被男孩带到这里,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并介绍给了未来的婆婆。女人观察女人,安娜看出男孩的母亲特意为了见她而化了妆,唇红显然是刚刚涂的,后来她在浴室里注意到,镜子上面的灯泡烧了,只有棚顶的灯是好的,于是她能够理解妇人脸上为什么堆了那么厚的脂粉,开始她确实被吓了一跳,因为妇人脸上的妆化得实在太夸张了,夸张得近乎怪诞,仿佛在一片无人之地堆了一堆水泥。

“我的公公看上去是一位倔强汉子,他看起来也显得郑重,温柔,和气,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做客。阿姨,叔叔,她喜欢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就这样商量妥了。在生第二个孩子时,他俩开始以你相称。莫非因为这次生的是个男孩?莫非由于我能为他们的儿子生一个儿子?莫非因为这个儿子以后可以继承他们的家姓?在我丈夫家那样声名显赫的大家族里,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现在您说说,老博胡米尔,要是我的家姓没人来继承,那又能怎样?……再者说,我的家姓太卑贱了,没有必要传下去,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卑贱与高贵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

虽然,也许是我错了。这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的思考。他们或许想要获得永生,所以才没有忘记,所以才不愿忘记……所以,他们不仅借助这种方式,通过孩子们活下去……他们还有别的考虑,比如说……别的……让时间活在他们的体内!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累积着,我们祖辈的时间,我们祖辈的祖辈的时间,历史的时间,国家的时间……或许,这也太夸张了。不管怎样,在这种家庭团聚的场合,我的公公和我丈夫他们,他们的兄弟姐妹,无论颓丧还是忧悒,仍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沉重的团结。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管是好是坏。”

“你们之所以能够抱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你们不是一场少女梦。”许多年后,安娜才总结出这个经验。无论有意无意,这种抱团的结果,使得一家人分化出“陌生人”和“非陌生人”。妻子们是陌生人,不过没有人敢或者想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一群怪物。怪物们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痛苦毁灭的并不是他们。在那些陌生人中,有的不安,有的胆战,有的平静,有的感恩,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癫狂粗蛮或者精心策划地找寻机会,或多或少地获得了补偿。他们同时拥有维持家计的能力和毁灭家族的残忍。

“你在用胸脯救一条冻僵的蛇。”

“我没有胸脯。”作家板着脸说(以某种方式,他自己也扮演妻子的角色,“就像海顿身边的女人”)。

“好在你们没有权势了。”

“对,这样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好。”

安娜的那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从客观上讲,作家一家不是一场少女梦。

“不错,从客观上讲。”作家一边脱衣服一边傲慢地说;一颗有隔膜的心灵,一个可以对抗的男人。

“不管怎样,我想假设一下那个场景,比方说在几百年前,我告诉我公公,告诉那位态度冰冷、有时也很开明的霸王:‘爸爸,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马上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您的孙子,将要继承这个无法复制、充满荣耀的名字 ——赫拉巴尔。’喔,他们肯定会不假思索地予以反对,根本不会问赫拉巴尔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出于常规。因此,贵族家庭的这种自我保护非常可爱。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

“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公公独处时,我只是看着他,冲他讪笑,给他唱《免税布鲁斯》。

可爱的小伙儿 / 你为什么烦恼? / 烦恼能有什么用? /

我爱你 / 别再烦恼 / 忘掉它吧 /

只要你也爱我 / 忘掉它吧 /

请不要填 / 那张可恶的 /

退税表 / 天已经亮了 / 别再烦恼

“我们互相看着,他扬起眉梢,我则抱歉地耸了耸肩。

“‘这个主意是你给我儿子出的吧?’他生气地说,并且轻轻拍了拍我的脸。幸好,他没有当真。‘不过你要知道,存在那种可以区分税收与关税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他补充道,而且让人感觉……并不亲切,好像话里有话,看起来他还当真了。”

安娜被她公公的风度所吸引。他的额头,他的眼睛,显得十分高傲,确切地说是自豪而谦逊;那双透着讥讽的眼睛,安娜从他的一位亲人的脸上早已熟悉;他的笑声,更像是笑给他自己听的,突然爆发,戛然而止;他讲话的方式顽皮风趣,格外聪明,极富智慧!他花白的头发(或者反过来说,好像白发中长了深色的头发),布满鱼尾纹的眼角,他的手让人感觉沉实有力,体型清瘦,跟学生一样,他与儿子之间的相似并非表现在身体的哪一部分,但是即便如此,他俩之间在本质与特征方面仍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沉默,他们一声不响、竖着耳朵偷偷地窥伺,他们窥伺的远远不止是效果,更是结局(是否流血?情况怎样?),他俩的宁静十分相似——沉默,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安娜开始只能这样想(后来也会想一些别的)。

一月份的天黑得很早,不过光线还是挺亮;但是厚重的深棕色窗帘已经拉上。安娜的婆婆不喜欢阳光,似乎对阳光充满怨愤。安娜从来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也许由于她头疼的缘故。婆婆经常一连头疼几个星期,但是家里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怎么改变,妇人的脸上毫无笑意,皱纹成网,面色晦暗,痉挛遍布,确切地说是缺少活力,就连她的影子也变得僵硬,但她还是照常完成所有的家务;只是比平时更需要安静,仅此而已。作家是家产的继承者。“在这些家族里总是存在着继承者……”)深棕色的窗帘,质地发光的深绿色被套,十分惹眼的黄绸灯罩,棕色,绿色,黄色——这些颜色深深刻进了安娜和她丈夫两人的意识里,看上去很滑稽,他们为此感到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在自己家里也不由自主地寻找这些颜色,找到这些颜色。

人们在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时拉帮结派,结成一对对同伙,结成短暂的、并不可靠的、目标不甚明确的攻守同盟,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这样的同盟确实存在。让安娜吃惊的是,各对同伙间的快速更换,这与成功与否并无关联(两个女人要比其他的人都更有效力,也更倒霉,正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她们是年轻的一对),让安娜感到吃惊的并非游戏本身,不是频频更换过程中的近乎无耻和缺少个性,不是其中稍带的被动懒惰(就跟任何游戏一样——安娜当时并不懂这些,她是在作家身边学到的;游戏的严肃性是一回事,游戏之外的严肃性是另一回事),要知道这一切是由两位严肃的成年人安排的(因为她婆婆看上去就非常严肃,而她的公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真正让她感到吃惊的却是成年人的混乱。在她父母家里,一切总是井然有序。

她身上穿的那件浅绿色衣裳是她自己缝制的,所以一边肩上的布料有些抻着,出现了一些细小的波纹,无意的皱褶,因此在她时刻不停的揪拽之下,她乳罩的背带露了出来(在锁骨的部位)。“那件您自己缝的小绿衣裳。”只要作家提起这件衣服,他总习惯这么说。衣服的不对称,会让人误以为是由于乳房的不对称引起的。似乎一侧的乳房比另一侧的大。其实她两侧乳房一模一样。“看看我的闺女们,是谁遗传了我的身体。我有两副身体,其中一副较为消瘦,较为精壮,较为有力(‘无数个’的身体),这是我在我丈夫跟前展现的身体,另一副身体则较为圆实,较为温和(‘八个’的身体),我的大女儿得到了我的这副身体,小女儿得到的是另一副,现在倒好,我又怀上了第三个。这是一副饱经折磨、被孩子们和流逝的时光毁坏了的身体,这是一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臃肿的身体,不过我跟它处得不错,相安无事,我试图这样那样地强迫它,总之,我试图对它加以控制,想让它尽可能地轻一点儿小一点儿,可是它并不听我的,哎,不听就不听吧。

“上次,最小的女儿叫嚷着从浴室里跑出来,一副哭腔:‘哟咦哟咦哟咦,淹了!’‘什么淹了?淹了什么了?’孩子的父亲紧张地问,显然,他首先想到的是房子可能出了什么事。小家伙咧开嘴哈哈大笑:‘淹了,水把妈妈给淹了!’我丈夫和三个孩子全都站在浴室门口,一起咧开嘴哈哈大笑,活像是一组四胞胎。他们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没错,说得很对,确实如此,洗澡水真把妈妈给淹了。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好像是心疼洗澡水。我也跟着他们笑了一阵,但是很快止住了笑。”

“我们走,让男人们自己待着吧。”作家的母亲告诉安娜,然后两个人一起走进厨房。婆婆观察她,看着她将咖啡壶放到火上,然后习惯性地刷了两个盘子。看到这些她感到放心,她在这个清秀消瘦、远道而来的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这位刚进入这个大家族的陌生女孩尚不懂规矩,但不能一下子把她吓住?需要让她慢慢适应),因此,在开始的阶段,婆婆对安娜小心谨慎。与其说冷漠,不如说生硬。不过,初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女孩。她很耐心、持久、精确地扮演了“母亲第一次戏剧性地跟自己儿子的劫持者见面”的英雄一幕,但她对扮演这一角色越来越烦,经常觉得自己好笑,并且自嘲地挥挥手,安娜由此看了出来,她俩在一起会处得挺好。

她摸了摸安娜的脸。她的手柔似绸缎,动作很轻,味道好闻。皮肤红润,寒毛柔软。

“以后你也会变成这样!”她一边打量安娜的脸,一边小声告诉她。

她猜测,安娜是她儿子的甜蜜情人。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她都主动给这对年轻人创造亲热(做爱)的条件,准时得就像大学里定的课程表。当母亲的不仅不刨根问底,而且毫不担心地成全儿子,这让作家也颇感意外。若不是妇人盯着马路对面钻天杨上并非毫无价值的树梢出神,或者眺望寂静无人的游泳场那令人兴奋的空旷,由于安娜迫不及待地提早到来,两个女人好几次差一点在门口撞个满怀。在那些天的上午,妇人总是精心打扮(莫非她以这种方式进行参与?不,这么讲太夸张了),尤其她穿上那套面料柔软的黄色套装时,显得气质格外高雅,蓝扣子看上去有巴掌那么大,这是她讨厌的嫂子从米兰寄来的。从这身传统的装束上看,仿佛她是去电影院,而且让人感觉她只会去看匈牙利电影;绝对与时下的新潮相悖,库萨的《判决》,嘎尔的《高高的学校》,萨布的《情爱电影》,马克的《爱情》,他最喜欢的导演是扬裘。

她有时压低嗓子问儿子:“你们为什么要用整整一上午?”“妈,那您想我该用几分钟?”安娜回忆道:“我丈夫说,婆婆差一点就回答出来。就这么来去几个回合,倒也增进了我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我们是为了争夺她的儿子而战,不如说我们共同分享她的儿子。”

“虽然她喜欢我就跟喜欢闺女一样(她只有儿子),但没有送我们全自动洗衣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买的(我们丝毫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她很快给我们买了一台东德制造的洗衣机,同时还买了一台甩干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想来她也有四个孩子,她应该知道什么是洗衣服。

“我看到,我那有恋母情结的宝贝爱人在偷偷用眼睨我的掌心,试图寻找他母亲的手,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擦手油的擦手油,氟辛纳软膏!虽然我的手掌也挺粗糙,可惜那是另一种粗糙——很遗憾,我的大男孩……

“难道我婆婆想让我懂得什么是洗衣服?可是为什么呢?想来她心里很清楚,非常清楚,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假如我能够懂一点儿事的话,那我肯定应该懂得什么是家务活儿,不仅肯定懂得,而且还会一辈子守着她的儿子和她儿子的儿子,没完没了地干活儿。她还想要怎么样?我知道她心里非常清楚。‘希望你能用着顺手,我的孩子。’她自鸣得意地点点头说。她的这一举止可以用很多的词汇予以形容,但是最精确的是‘缺德’。她不希望我的生活会比她的好一点。

“我当天就把洗衣机换了(换成一台和她用的一模一样的全自动的)。她没说什么,只是和蔼地、并不带丝毫气恼地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我可怜的婆婆并不知道,我从生了第三个孩子开始就已经变得娇气偷懒,甚至提早备好了维也纳尿垫,我将用尿垫替代传统的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博胡米尔?因为我讨厌给孩子换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臭。现在您该明白我了。另外,您的同行总是回避孩子裹着尿布的那个部位,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可以说是‘政府级别’。绝对是世界文学!另外,他还回避孩子的哇哇哭嚷,其实孩子们并非在哭,他们的哭嚷反映了各种问题,不过有谁乐意对‘咿呀’与‘哼唧’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辨别呢?更不要说快乐的哭声了!况且,他有办法让自己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嚷,有什么办法?‘门’,他呵呵笑道,只要关上房门就可以了。我们的孩子也属于能够哭着哭着睡着的那种类型,这一招儿他已经试过百遍千遍,确实见效,我可怜的小家伙们吓得直尿裤子,被关在门后哇哇哭,这是他在文学圣坛上祭献的牺牲品,他并不在乎。”

“啊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作家的母亲心中暗想,“在你们以后的日子里,需要你这种倔强。”后来,她向安娜讲了许多故事,讲述她的生活,讲述她在这么多男人中间生活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在抱怨,但颇为自豪,“艰难”,她的话最后总是落回到这个词上;甚至有一些话,她从来没有跟儿子讲过,但她可以告诉安娜。或是出于良心,或是出于自责,安娜把婆婆讲给她的故事有所选择地(只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述给作家。

“婆婆一家于1957年搬到这里,原来的房主远去他乡……有一句玩笑,您听过吗?为了历险而留在家乡……博胡米尔,战争前我丈夫的家族非常富有,富得吓人,这么说吧,即使把贡托拉德博士与啤酒厂董事会绑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家族那么富有,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这时候,安娜偷偷睨了公公一眼,试着将他想像为一位王子——事实上,男人确实是被当做那类人养大的,他被训练成一位执掌一个地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主人——安娜试图从公公脸上窥伺到王子的面孔,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位满头银发的男人,一位颇具魅力、沉默寡言的父亲。

1951年1月,他们举家被遣送到外地。

安娜珍藏着一张摄于1952年的照片,那是婆婆有一次塞到她手里的。

“你把它收好,我的孩子。”她命令说。

照片上,三个农民站在田间,几个世纪的辛苦劳作使他们的胳膊疲惫地下垂,骄阳似火,紧系的衬衫领口遮住了半截粗糙的脖颈。他们之间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父亲看上去是这副样子,他们父亲的父亲看上去也是这副样子……其中一个站得稍稍倾斜,看起来比另外两个人站得倾斜一点。脸上挂着面对照相机镜头时应挂的微笑,眼里流露出极度的疲惫。在他比常人略高的额头上,汗珠子晶莹闪亮。他三十三岁。正处于生活的最低谷:被剥夺一空,被碾得粉碎。然而,他正值人们常说的“壮年时代”。他一无所有,只有家庭,可是家庭又有什么用?他能用三种语言写作、阅读、谈话(如同中了头彩),他是法律学和国家政治学博士;他是王子。在炎热的夏日晚上,在沉重苦寂的夜晚,他挂满泥土地回到家,儿子在门口等着他,那是个两岁的正在咿呀学语的金发男孩,他的名字在安娜看来,丝毫不是男人的名字。

斯大林死后,劳改营的大门打开了(“这些劳改营并不是死亡营,不管怎么说,那里并没有纳粹军人,只有秘密警察,虽然他们打人,不给饭吃,但还是不能拿它们跟布亨瓦尔德或贝尔根—贝勒森的集中营比,劳改营里打人,平白无故地打人,而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里则是平白无故地杀人,平白无故地将人送进毒气室,在我看来,这里连劳改营都称不上,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这里如果有谁生了病,会被送进疗养所,被送到阿契医生那里,他会说,‘你应该到矿井下去干活,因为你的关节红虽红,但并没有肿得那么厉害。’他要么就说,‘肿虽肿,但并没有红得那么厉害,所以他应该到矿井下干活。’只有当你病入膏肓、又红又肿的时候,才可能躺进疗养所,躺在地上的草包上。”),卫兵拍拍劳改犯的肩膀,“再见了,老伙计,你终于熬出头来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还让大家在一张纸上签字,证明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并且撤除了那些上方指定的管制住所。

被遣送者陆续获得释放,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显然并不是恶棍,只不过是劣等阶级而已——他们不能直接迁回布达佩斯,通常选择首都附近的乡村落户,从普玛兹到依尔德。“我先生告诉我,他们于1954年5月搬到乔班卡那套永远昏暗、半地下室的底层公寓,墙边总要放一个大号的铁锅,到了晚上就可以积满一锅水。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无自豪地回忆说,铁锅满了,或许这能表明他激情的强度——我婆婆在那里等着他们,她当时的年龄跟我现在一样,孩子们攥着父亲的手,屋子里堆满了玩具,这儿有一头笨拙的(破旧的!)狗熊,那儿有一只带斑点的皮球,还有一列用尼龙线和沙丁鱼罐头(黄色,丹麦产)的空盒串成的小火车(在锯末里拖出一条‘铁轨’,效果很理想),所有的这些以及装出一副喜庆面孔的父母让孩子们以为:圣诞节到了。他们并不在乎天气很热,‘树在哪儿,圣诞树呢?’我婆婆在房子前的松树上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彩色的衬衫、内裤,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她抬手指告诉孩子:‘在那儿,圣诞树在那儿,就在那儿,你们看!’……”

很长时间,作家和他的兄弟们都跟父母以您相称。

“妈妈,求您了!您能不能告诉小耶稣,请他把这棵圣诞树搬到屋里来。”——这棵树可真大真漂亮啊!是啊,小耶稣当初就该想到这点。不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圣诞树。他对小耶稣的古怪脾气感到不解。那时候,作家的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杯子和餐具颤抖了好久!这一天,男人正满三十五周岁;人生的一半长满了阴森的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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