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他从街上回来，背了一背包食品饮料之类，迈着噗噗沓沓的脚步，一路走到编辑部晓雷的办公室，说他的女儿远远要去春游，他刚才给孩子买吃的东西，什么都好买，只有她要的三明治买不到，跑了好些路，回来时总算在我们附近的阿房宫宾馆找到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三明治，指着那精致的塑料盒问我们：“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60块！”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宾馆的东西即便再贵，两块肥皂大小、夹着几片黄瓜、西红柿和薄薄一层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么多?它该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遥解释说，“可我问了服务员两遍，没错，一块30元，两块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对那么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意思转身逃走?硬着头皮也得买下，妈的，算咱们倒霉!”
听他对自己心态和窘状真实毕露的叙说，我和晓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声大笑起来。他急忙朝我摆摆手： “不敢笑，千万别叫老刘听见了……”
老刘是编辑部的老编辑，就坐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他一生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用年轻人的话说，满脸的“旧社会”，一身的“苦大仇深”。路遥的意思是，要让老刘知道他花60元给孩子买三明治，一定气得不堪忍受，不批他个忘本才怪呢。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调侃着这句流行语。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脑子里的设想像小说构思一样，一串一串的。时而是开家大餐馆，时而是搞个运输队，时而又想在黄土高原办个牧场……务虚少说也务了两三年，但无论他还是我，还是我们大院的其他人，总不见有谁迈出去一步。一次我对他说： “也不记得是中国是外国，反正某位大人物说过，你若想要干成什么事，假如在72小时之内不见行动的话，那注定不会成功。”他嘿嘿地一笑，叹口气说：“看来，咱们还得吃写作这碗饭。”
其时，他正在忙于总结他的创作谈，取名《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一位诗人朋友，曾在一次聚会中，快言快语地对他说：“这题目不好，怪不吉利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那不是离太阳落山的时间就短了……”他的话不幸言中了后来的事，言中得叫人惊心。但当时路遥一定未加在意，他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这部6万多字的写作心得，注入他的激情和心血，写得严肃、顺手和得意。早有一家编辑部向他约好稿，并答应付以高稿酬争先发表。他不无欣慰地说，要再得到大宗稿费的话，一定不敢随便乱花，先给孩子存笔钱，给她日后上大学用。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布后，他从京城载誉归来，读者和朋友频频向他道贺，省上和单位也为他开庆功会。在外界一片纷纷扬扬的赞誉声中，我们都知道路遥认真干的一件事，则是把北京和省里给他的奖金，以孩子的名义存进银行。两笔奖金不多不少，恰是一万元整。这一万元，也成了他身后唯一留下的一张存单。
今年盛夏，西安刮来一阵股票热，市民为之躁动不安。我对股票知识，还是春天在深圳创作之家时，两位外省青年作家启蒙的。他们讲得头头是道，我则像个插班生那样听得吃力而糊涂，发了好些幼稚简单的提问。事隔数月，内地人的股票知识普遍进步了，进步到足以懂得原始股可以赚钱。正在这时，我们大家的朋友省电台的郭匡燮急急地捎话说，他们单位已买到某某公司的法人股，分在他名下的那部分他买不完，哪位朋友愿要赶快来买。自然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第二天随大家高高兴兴地去了。中途他还去出版社找了老同学，替朋友代买一份。
他平日对排队拥挤的场面最受不了，最不耐烦，那天竟老老实实地坐下等待，只是一根根地抽着烟，缴款的手续办得缓慢而复杂。收银员怕收了假钞，凡大面值者均一一登记编号，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上午。中午他听说后边的事还多着哩，什么认购证、身份证，什么领表填表，少说也得跑儿次，一下就望而生畏，再也忍耐不住了，急忙求我替他代办下边的事。哪知这股票拿到手，已是三四个月后，其时路遥已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