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学习，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 元。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 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去买书，少部分零用，有时还接济实在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在邮寄汇款单的时候，总附有一个短信，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 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心里话。
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在大学里，有一段时间我对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产生了单方面的恋情，在得知不可能成功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再谈恋爱。这对我的学习十分有利，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被选为留苏生。毕业前有许多女同学追我，我也婉言谢绝了。
1955 年夏天，我和姐姐同时毕业。毕业前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姐姐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建筑设计院。其实，这两个单位当时都归二机部领导，都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制造的。我和姐姐都是属于紧急调配来工作的。当时我们两个都已经被学校选定去苏联留学，可是只能服从国家的紧急需要，所以都放弃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如今想起来，仍有些许遗憾。
1955 年夏初，叔祖父因患癌症病逝，那时我和姐姐都在学校进行毕业考试，家里没有通知我们。等我们毕业后回到济南，才知道这个情形。叔祖母告诉我叔祖父去世了，我感到非常惊讶，心里顿时感到极大的空虚。我看着那间空荡荡的房间，心想，我所敬畏的叔祖父哪里去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就没了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家人的去世。心里的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叔祖母和母亲见我愣愣的，便安慰说：“不要难过。叔祖父病重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姐儿俩。”这时我才有要哭的冲动，但勉强抑制住，回到我自己的屋子时才放声痛哭。第二天我便去叔祖父坟上奠祭。
1955 年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之后，我觉得比每月的15 元多出了很多，于是只留下饭费，剩下的全部给济南家里寄了回去。我开始实现报答叔祖母和母亲的心愿。后来我又因翻译俄语文章得到了许多稿费，也全部给家里寄了回去。此后我经常给家里寄钱。姐姐也是这样。因为那时父亲虽然已经是大学正教授，但工资也不过100 多元。这样，在济南的叔祖母和母亲的生活便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她们并没有花多少钱，而是把钱存了起来。叔祖母想得远，她是为我们将来结婚攒钱呢。果然，我们结婚的戒指、被褥等用品都是叔祖母她们准备的。叔祖母还给我做了一件呢子大衣，穿着它去上班，走起路来觉得轻飘飘的，很得同事羡慕。我们顾家，孝敬长辈；叔祖母她们也为我们考虑，每个人心里都是很温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