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干了几件使父亲比较为难的事。首先，我写信给他，要他给我改个名字。我不喜欢“延宗”这个名字。虽然我对叔祖父要我延续宗祖没有意见，但不愿意把这个光荣任务挂在名字上，宣告世人。可是我不知道祖辈给起的名字就是赐予，哪能随便改动！更何况让作为晚辈的父亲去改其叔父起的名字，这是很大的忌讳。父亲回信把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我的名字自然没有改成。但是，我并不甘心，暗下决心早晚要改。
接着，在抗美援朝时期，学校里号召青年参军，报考空军干部学校。我对当一名空军驾驶员充满了憧憬，便没有征求家人意见，悄悄地报了名，经过各项测试考核，我已经被初步选中，这时必须经过家长的同意才能正式录取。但是，当家里知道这件事后，全家人都反对，叔祖母果断地把我藏了起来，并让叔祖父写信给父亲。父亲很快回了信。我记得他说，独生子女不宜参军，干别的工作也可以为国家服务。学校领导到家里征求意见，自然没有获得同意。我隐藏了大约半个多月，事情过去后才到学校上课，可是总觉得很不光彩。
后来我又给父亲写信，要他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去团聚。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全家人其实也都这么想。这下可触动了父亲的痛处。他回信，信封上就写的我的名字。我拆开后交给了叔祖父。父亲在信里说，他应尽孝道使家庭团聚，非不为也，实无能也。小孩子不明事理，不应胡思乱想。难道他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吗？叔祖父看了信后很不高兴，回信对他加以申斥，说孩子不明事理，用意却善，应加鼓励，如不同意，应申明道理，不该意气用事，伤害孩子。父亲又立即回信自责，说自己年轻气盛，说话鲁莽，愿听叔父教诲。此事就此了结。可是我感到叔祖父是在支持我，事情虽没成功，但我心里却很有底气，特别是我还学会了一个词，就是“天伦之乐”。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心早晚要实现我们家的“天伦之乐”。
相比之下，我姐姐则没有这么多事，她只是安静地读书或自己悄悄地玩。她的功课成绩也比我好。所以父亲就比较喜欢她。
1951 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 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历史上它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是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也就是从北面看是倒数第二个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
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来了北京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涮肉和馅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的街边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小米绿豆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