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俩去王府井的亨得利钟表店挑选。当时，每块表100 多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27 块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这样，除了可以满足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找女朋友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
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是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从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我们做得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次，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位朋友问我：“你爸爸有没有照相机，能不能借用一下？”我知道父亲出访印度时买了一架照相机，就答应去借。我没有勇气也不想去父亲住处讨借，就打电话去问。父亲在电话里冷冷地说：“我的照相机不外借。”一句话说完就挂上了。这使我十分懊丧，也很难向朋友解释。出于虚荣心，我编瞎话说相机借出去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我和姐姐对父亲的一肚子的意见。可是，思来想去，终究没有把信发出去。事隔很久，父亲恐怕也觉得自己做得太绝情了，曾多次问我，买个相机要花多少钱，意思是想给我买一个。可我并不需要照相机，需要的是自行车，所以不想让他花这个钱，于是搪塞过去。后来我用一件毛哔叽大衣与我一位留学苏联的同学交换了一架苏联相机。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我们有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很不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
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1961 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于是，叔祖母和母亲就回济南搬家，不久就到北京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究竟是好是坏，难以预测，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