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他还读了大量中外古今著作。例如老友赵复三翻译的长达741页、砖头一样的《欧洲思想史》（奥：弗里德里希?希尔著），2003年分送我们一家一册，当我还没胆量下决心翻阅时，他已读完一遍。他坚持学习和刻苦著述的精神，每每感动医生护士。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他多次住院，但不能住单人独间。我几次探视，看到的都是挤在一间三张病床的病房里，加上陪住的、探视的，人来人往，颇为热闹。但除最后一次外，他每次都要带上“功课”，借助病床上安的吃饭用小桌，在嘈杂声中，竟旁若无人地阅读或写作。看到此情此景，我往往会感到心酸，并联想到因在医院住大通间，无法休息、病情加重，直到不治的著名文人唐弢和诗人严辰。?们也许不大了解，陈乐民那些珠玉般的学术论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杂的医院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乐，真是贤哉此公！
我行我素 书生本色
陈乐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和我当年两位领导张闻天、李一氓有点相似：不攀领导、不傍名人，烦于交际，处世乏术，视钱财如粪土，视名位若浮云，只是学而不厌，钻研不辍，我行我素，默默无闻，知之者谓为书生本色，一般人则批评清高。有的为此倒霉，有的得不到升迁，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看来“改也难”。陈乐民好像也有点这类脾气，所以我们谈得来，也愿多谈。
我是不大喜欢串门的人，但他们家属于例外。他待人直率、热忱、友善，讲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与世无争，逍遥自在，但接触多了，你会感到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时刻想着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前途。这大概也是促使他热衷于研究哲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原因。有时看到他，我不由得想到《四进士》中宋士杰的一句台词：“办事有点傲上”。这纯属乱想，可能张冠李戴。但说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恐怕是不会错的。他不攀领导，但却喜欢置身于青年学子之中，和他们谈学问、交朋友。加上他带过几年研究生，不时有人向他请教。所以他们家经常有一批青年出入，他也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深得那些受益青年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唤他“陈老师”，甘愿在工作和写作上做他的助手。他这次去世后，据说欧洲所就准备组织人整理他的遺作、笔记以及书画。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
总而言之，根据我们20年的交往，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大好人，一个没有染上低级趣味的人。我的同乡张载说了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乐民的立身和治学，倒是多少有那么点味道。
研究?是欧洲 胸怀的是中国
照我看来，陈乐民做学问的最大兴趣，倒不一定是人们一般了解的国际问题，而是在于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说白了，就是要探讨西方（欧洲）何以先进，中国何以落后，又怎样使欧洲文明早日把中国“化”成文明社会和文明国家。可见他作学问是完全出于促使祖国现代化的一片拳拳之心。所以人们都说处处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是欧洲，胸怀的是中国。但这还是会引起一些盲目反“西化”的人的误解和反对。
记得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于光远倡议召开一次年终国际问题座谈会，我也在被邀之列。会上陈乐民发表了一通被视为“西化”的意见。他说，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只能是大西洋（西方）影响太平洋（东方），而不是相反，因为西方文明是成体系的，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东方文明则不成体系。言罢即引起一些人指着鼻子的批评反对。但他本着会议主持人于光远鼓励争论的说法：“政治可以妥协，理论是不可以妥协的”，因而当仁不让，进行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后来他干脆把这一意见写成长文《西方文明和世界历史》，让李慎之发表在《太平洋学报》上。他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西方文明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只能站在欧洲向外看，是欧洲经验走向世界。”而且在这之前，他已出版了一本《欧洲文明扩张史》。中国自然也是它的扩张对象，只是现在“拿来”的还不多。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这种“拿来主义”还是要多多益善，被“化”得越快越好。
为弄清给自己设定的课题，陈乐民数十年孜孜以求，带病趲行，边读边写，翻阅了大量中西哲学和中西历史的材料，出版了十多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正像他所说，“经过反复的思索，很系统的思索，肯定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是最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至于中国传统和越来越吃香的儒学，当然应该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不管你怎么解释，怎么提倡，设多少研究机构，修多少孔子学院，他只引用谭其骧的一句话就给否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
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中国传统或者国学的主要组成甚至核心恐怕就是儒学，而儒学的纲常伦理恰恰是现代化的反面。如果儒学有利于促进现代化，那自然是我们中国得风气之先，应该从西汉的董仲舒起就开始沾光了，而不至于酿成两千年生产能力水平没大变化，最后沦为长期受到列强压迫的落后国家。由此可见，无论叫文明也好，叫现代化也好，主要还得靠“五四”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民主（自然包括自由、平等、宪政、法治等在内），而绝对不能靠中国传统中的三纲五常。对这些更不宜到处宣扬，免得误己害人。
我算是陈乐民的同道，所以喜欢读他的书，也常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读他的书，不但可以提高思想，而且可以增加知识。他还真是在“为往圣继绝学”。从他的著作中，你总会看到一大堆西哲，既作介绍，又作评论，而且往往就出现在文章的题目中：如《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和国际政治》、《康德论启蒙》、《莱布尼茨与中国》、《伏尔泰的〈历史哲学〉》、《费希特的矛盾》、《杂说戴震与笛卡尔》等，还专门编写了一本《莱布尼茨读本》。至于谈到中国的古圣先贤，特别是近代学者，那就更是多不胜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