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现在看来，“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在当时就不恰当，曾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相当孤立，因此，要实行改革开放就非改变不可。邓小平后来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改变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一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很了不起。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于否定“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氓公和我也谈的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美国北约盟国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讨论稿》和当时的谈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筆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杆一人。例如“文革”中我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的一位流亡者；我们多次引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只是一分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惜放弃同那些人数极少的小组的联系，当然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对方允许，也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联合与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他以为，除了政府外交，还应广泛开展政党外交和其他各种国际群众组织活动，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映了，哪些没反映，以及落实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作法已超过了他那时的设想（例如没有听他谈过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志在这方面参与的开创性工作，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精辟和独到见解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所以有的同志受命写二十年来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我特别建议不能只看一些发表公开文章和著书立说的人，而忽略了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李一氓。有关同志也确实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李一氓列为“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位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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