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
二，“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先驱者
一氓同志从事对外工作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见地。特别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还是在调整对外战略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张扬，所作贡献至今仍鲜为人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较多，觉得有必要根据个人的记忆和理解举例作点简要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并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促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一氓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到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贡献也许知道的人不多，所以需要作点简单介绍，而不应使之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