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一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他对分配到郭沫若领导下的和平大会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因而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时，我建议他是否向上作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了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