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公报》自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之后，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舆论界的一大重镇。作为一家民间报纸，该报之所以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其最大的秘诀就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宗旨以及“文人论政”的基本特色。正因为如此，它才没有像前前后后的许多报纸那样，不是办成令人厌恶的政治传单，就是沦为不堪入目的地摊小报。
王芸生是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２日正式声明加入《大公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使国人“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厚，而责日本凌压中国之残暴”（张季鸾语），王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每天为报社撰写一篇文章，最终形成一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使他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日本问题专家。在此期间，他还把“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奉为座右铭，写了许多斥责奸邪、弘扬正义的政论。
淞沪战役之后，他与留在上海的《大公报》同人坚持“不受辱不投降的报格”，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由上海迁往汉口乃至重庆。在此期间，陈诚邀请他主持或兼顾军委政治部的宣传工作，但是他却以司马迁“戴盆何以望天”一语回绝陈的邀请，保持了新闻工作者与实际政治之间应有的距离。
到了重庆之后，张季鸾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芸生开始主持《大公报》笔政。前不久，我从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王先生的幽默和他对抗必胜所抱的信念。唐说：“记得抗战中期，我们在沙坪坝听过一次《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讲演。王说，抗战是一场赌博。赌场上的规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输’。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无赖大赌客蒋委员长。蒋公如今把裤子都输掉了，但是还赖在桌子上不下去。王作结论时，强调：‘不下桌子不算输，只要我们不下桌子，坚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唐还说：“其实，那时输掉裤子的赌徒，也非蒋公一人。站在他背后的全国老幼，都准备把裤子脱下，交给他继续赌下去。”（台湾《传记文学》总号第三九三期，第１９页）也许是基于这种“不下桌子不算输”的“赌博”心理吧，王芸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条山战役的社评，谁料这篇文章却被视为“反共言论”，至今蒙受不白之冤。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当时，中条山一带号称“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二十多万重兵，却被数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从而成为“自淞沪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杨圣清：《中条山战役研究述论》，《中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一战役从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开始，打了一个多月。而王芸生却在５月中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晋南战役作一种呼吁》。有关这一战役中的具体问题，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不想妄加评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澄清一个疑问，那就是王芸生到底在文章里说了些什么。
幸亏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为说明事实真象，我只好继续充当文抄公了。王文说： 晋南的事，迄目前止，是敌人占了些便宜，于是它便作种种的夸大宣传，不是说我军死伤重大，就是说某某军官被俘，这已经我军事发言予以驳斥。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赫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分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象，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
文章还说：“山西是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以来的光辉战场，由平型关之役以来，始终为敌人所头痛，现在到了敌人用最后之力来与我们争山西时，十八集团军更应贯彻一贯的精神，协同友军，建立抗敌御侮的功勋。”
抄到这里，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报人形象早已跃然于纸上，这使我难免感到纳闷：这样一篇维护国家利益、弘扬民族大义、鼓吹团结抗日的文章，怎么能成为作者的一个罪状呢？也许有人要说，文章中有一些不利于十八集团军的内容，如“对岸观火”之类，但作者明明指出那是敌人的捏造，援引它的目的，不过是想得到有力的反证，使那些说法不攻自破罢了。假如不是心里有鬼的话，这算什么罪过呢？走笔至此，我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那些欲加之罪者，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敌人的“捏造”？
文章发表后，周恩来当即给《大公报》写信，除反驳外电报道，要求“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而外，也承认“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并赞扬王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为此，《大公报》在全文发表这封信的同时，还配以张季鸾的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在文章中充满善意而又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国人的最大担心，就在于“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种不偏不倚不夷不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刚过三四个月，张先生便溘然长逝。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上述笔墨官司的“盖棺”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