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出息的乡下人
把王芸生先生说成是“乡下人”，还冠之以“没出息”三个字，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自己的发明。１９３７年７月，王先生应《宇宙风》编辑之约，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题目是《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在这篇文章中，许多人只看到作者求学时挨打受罚的一幕，却不大注意他剖明心迹的那段：
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你说这样的人如何得开？
王芸生原名王德鹏，河北静海人，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贫民家庭。他虽然只读了八年私塾，却凭借一手漂亮的文章跻身于报界，也算是比较幸运了。何况，他还因为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而名声大噪，不仅被蒋介石请到庐山去讲学，而且担任了《大公报》编辑部主任……。既然如此，那些“没出息”、“吃不开”的话又从何说起呢？
其实，从王氏大半生的经历来看，所谓“乡下人”云云，不过是表明他不会、也不屑于干那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勾当罢了；而这种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拼死力争的东西。但现实又往往如陈先生所言，“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第１０７页）因此，在王先生“乡下人”的自况中，饱含着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我现在已比十年前没出息，假使十年之后人比现在更没出息，到那时或许万念皆灰，我愿意写一篇十万言的自传，献给读者，现在则只能透漏一点消息借以还债而已。”王的愿望终于在二十多年之后，以回忆录的形式实现了。这就是他与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史资料选辑》中连载的那篇长文－－《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的旧大公报》。我不知道王先生是否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但是作为读者，我却从该文对《大公报》的评价、对同人的指责（诸如刘吴鼎昌先生是“搔首弄姿，插标卖身”）以及对自己的糟蹋中，看到他分明是“有出息”了。当然，如果仅仅是以此为“文本”，来评论作者的话，恐怕也会失之于皮相。因为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说的、写的和心里想的很可能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这篇为知情人所诟病“文史资料”时，除了简单的同情之外，也不妨想一想：这位说话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呆头呆脑的“乡下人”，何以会变成这样？ 其实，王芸生曾经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他不仅自学成才，还以国共两党党员的身份，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这正如他在《〈芸生文存〉自序》（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中所说：我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残破局面中出生的，“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然而就在这时，他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明显地感到，尽管“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周雨：《王芸生》第９页，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这种行为在“文革”中至少是要被打成叛徒的；但平心而论，当时的王芸生不过是想安下心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罢了。所以他自谦地说：我这个“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芸生文存〉自序）。拥有类似遭遇的，其实远远不止他一个人。比如施蛰存先生在谈到大革命的经历时，也坦率地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沙上的脚迹》第１７１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在我看来，这些话与其说是牢骚太盛，不如说是对于以暴易暴者的批判与控诉。
在大革命中急流勇退后，王芸生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新闻事业了。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显然与他对这一行当的理解有关。他说：
新闻记者对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热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地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八年前，我曾亲耳听见一个黄包车夫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从那时候起，我便立志要新闻记者努力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把新闻事业做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我们对国家社会纵使无益也还不至有害。（《招魂》，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
此外，他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抗战中的一桩公案
尽管王芸生在说话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乡下人”的脾气，但是张季鸾先生却偏偏喜欢这种个性。张是在一次笔仗中认识王芸生的。后来，当他得知天津《商报》的主编王芸生因为与老板意见不合愤然辞职时，便亲自登门拜访，邀请王加盟《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和这份报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