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为杨的祖父仁山先生所创办。杨仁山名文会（仁山是其字），安徽石棣人。他的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１１岁时他随父亲拜访曾国藩，曾见他应对快捷，有问必答，便对其父说：“此子天资聪明，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没想到他却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这话让他的父亲大惊失色，但是曾国藩却从中看出，“此子将来必有大用”。在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二百多年之后，杨仁山竟有如此傲骨，真让人钦佩。如今学风日益败坏，学术界能够有点骨气，不向当道争名利，不与宵小争职称者，恐怕已没有几人。这状况如果套用刘禹锡诗句的话，真可谓“金陵骨气黯然收”了。
太平天国起义时，杨仁山为曾国藩办理军务；起义失败后，又协助李鸿章重建南京，金陵刻经处就是在那时候创办的。据说，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与他的感情经历有关。他本人相貌堂堂，聪明能干，可妻子却是一脸麻子，悍若河东狮吼。起初他认为，如果在容貌上过于计较，那就不是娶妻，而是玩弄女姓；后来他在杭州遇上一个名叫巧姐的红颜知己，才陷入情网。按照当时民俗，他本来是可以娶她为“并妻”的，只因夫人生了儿子，母亲又出面干涉，才使这对有情人未成眷属。于是，包括杨步伟和《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的作者、台湾学者于凌波都认为，这是促成杨仁山献身佛学并创办金陵刻经处的唯一因素。不过，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我以为除了感情受挫以外，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
中国佛教从宋代开始衰落，至太平天国已经到了命若游丝的地步，其最显著的表现，一是文物典籍惨遭破坏，二是佛门弟子素质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普通的善男信女，就连寺庙里的僧众，除了念几句南无阿弥托佛外，对佛学的真谛也并不了解。杨仁山曾说：“佛法传至今时，衰之甚矣！必有人焉以振兴之。”看来，以振兴佛法为己任，以改变佛教界所谓“自误误人、真伪杂出”的状况为目的，也是杨仁山学佛的初衷之一。
另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但是后来却出现了龚自珍、魏源和扬文会等一代宗师。所以他认为佛学是晚清思想界的一条“伏流”。梁之所以把杨仁山与龚自珍、魏源相提并论，是基于以下的判断：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除了杨的早期弟子谭嗣同之外，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从这些评价中不仅可以看出杨氏在晚清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谓“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杨仁山也可以算是一个。 说到谭嗣同，我想起那天到了金陵刻经处门前，还看到门上述挂着一块牌子，上书“谭嗣同著书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甲午战争后，谭嗣同从长沙到上海、北京等地拜访康有为而不得，遂遵从父命，在南京捐了个候补知府。这时，“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谭嗣同）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梁还说：谭“需次金陵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难怪谭嗣同也有“作吏一年，无异于入山”的感慨。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杨仁山对谭嗣同的影响至关重要。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又以参赞名义，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等国，据说是因为生计方面的原因。在国外，他结识了日本僧人南条大雄，后来南条在日本搜购唐代以来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寄来，为金陵刻经处提供了可贵的底本。在国外，杨仁山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肇始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他认为，要启蒙救亡，变法图存，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有振兴佛教才是唯一出路。
辛亥革命前夕，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才，弘扬佛法，杨在刻印经书、整理佛典的基础上又创办祗洹精舍，以新式教育培养出释太虚、欧阳竟无、桂伯华、李证刚、蒯若木、梅光羲、黎端甫等一大批佛学人才。此外，蔡元培、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以及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被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学者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地处南京市中心的金陵刻经处原本是杨家宅第。杨仁山临终时立下遗嘱，将这幢大宅院捐献出去，永远作为刻经之所。如今，这里几经战乱，依然保留着经版楼、祗洹精舍、深柳堂和杨仁山居士墓塔等遗迹。大概是叶落归根吧，杨步伟女士的部分骨灰也安葬在这里。参观中我还得知，在经版楼中，珍藏着佛像版１８种，各类经版１３万片以及杨文会收集整理的各种佛教典籍，可见这里实在是我国佛教文化的一大宝库。另外，金陵刻经处还完整地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上唯一的汉文木刻版佛经出版中心。遗憾的是，当我从香火旺盛的鸡鸣寺前往那里时，出租车司机竟不知道它在何处；及至金陵刻经处，其门庭冷落之状，与如今的僧俗世界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切，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不能不在杨仁山墓塔前静默片刻，表达由衷的敬意。
１９９９．７．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