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６７９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７１５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６８２页）
１９１４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２７６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会靠归纳”（《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１９１４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１９１５年１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