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还说，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政治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是广大民众。为此，他们都需要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观察了解民众的各种要求，让“民众的智能、兴趣、欲望、意向、见解、理想成了一切政治活动与政治设施的最终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与调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把科学精神推广到政治领域。基于这一看法，潘光旦认为：许多人热衷于科学，有些人还做出很大成绩，但这些人“一出实验室，一离开书本，一放下数字，”便什么事也不想管，这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
潘光旦的这一认识，也许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行“七七”纪念会，参加会议的3000多人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如人；要救国，就需要坚守学术岗位，不要关心什么政治。对于熊先生的上半句话，潘光旦完全赞成，但对于下半句却不能苟同。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都代有相传。何况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首先应该是做人，做一个合格的国民，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此外，潘光旦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教训，语重心长地说：“单单注意技术的科学，以至于单单提倡精神上不能与政治发生联系的科学”，无论怎样标榜成功，也是无补于国家民族的。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和希特勒及其爪牙，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这三个国家为虎作伥的科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过错。
近年来，类似熊庆来的观点在学术界非常流行。许多人以学术至上为由反对关心政治。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一种逃避。看看潘光旦的观点，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十四、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时候，潘光旦以《正视科学》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进一步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开门见山说：“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还产生若干“看法上的错误”。
潘光旦认为，所谓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第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接下来他强调说，这三个内容固然各有其价值和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但是，多年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不用说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是科学研究的推进也很少注意。于是科学便成了一种偶像，科学迷信以及一系列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呼吁：只有把科学精神逐步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世上所有的偶像才能不打而自倒。
有感于科学界的种种乱象，我在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超过一千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2004年，胡?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该院院长路甬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我认为，如果没有竺可桢所谓“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研究就不会走上正路。
这篇文章还谈到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试教育不但不可能传播科学精神，反而把学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扼杀了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把老师当作敌人，?学校教室视为地狱，这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中国教育已经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也让它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
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净化灵魂、塑造人格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科学精神、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市场。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喏喏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成了不敢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显然与当代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