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第二次是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典礼上。如果说蒋梦麟在北高师的演讲偏重于学理的话，那么这次讲话则比较侧重于现实。他说：“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尝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在演讲结束时，蒋梦麟殷切地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8-149页）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3、学术与政治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当年秋天，他脱离魔掌抵达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1922年，他在《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该文开门见山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也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77页）
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78页）
1924年11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识界是否能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上要有相当势力，二是本身要有一个团结的组织。然而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人数既少，组织也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功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页）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同上，第69页）。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下。所谓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记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谓条件，则是不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也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蒋梦麟8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