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埃莉诺还需要希科克针对家庭问题给她些建议。"（我女儿）安娜喜欢享受生活，但我有点担心人们的闲言碎语。"她在3 月8 日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时距安娜和丈夫柯蒂斯·多尔离婚还有一年多；而她和第二任丈夫约翰·伯蒂格间的风流韵事也还是个秘密。对埃利奥特埃莉诺更担心，他的银行账户已经开始透支；他本人丝毫没有变得成熟的迹象。她让希科克看埃利奥特写给她的"令人不快"的信；还和她一起演练去西部见到儿子时该怎么开口。埃莉诺告诉希科克，她认为埃利奥特的妻子贝蒂"很傻"，不过她还是更倾向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似乎无法让埃利奥特和安娜产生责任感。我想，在生活方面我算不得一个好老师，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我非常讨厌自己"。但这只是"家族性离婚病"的序幕：埃莉诺和罗斯福的5 个孩子共结过19 次婚；其中一个孩子曾试图自杀，有两个孩子的配偶最终自杀_。但不久后，埃莉诺就不那么关心家中的烦心事了。
1933 年中期，她给洛雷娜的信中仍然包含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比如从石溪公园的马上摔了下来，或者倾诉自己没有工作的"失业情结"。但她更多是在听取希科克的建议，毅然离开华盛顿之后的所见所闻：比如她在西弗吉尼亚州阿瑟戴尔资助的农场生产力实验，或者她在海德帕克附近驱车漫游时载了一个"流浪汉"，把他带回家，并跟他成了朋友（不过他最后还是步行回去了）。7 月份，埃莉诺和洛雷娜一起动身去旅游，她们开着埃莉诺的淡蓝色时髦跑车，花3 周时间游遍了法属加拿大，因为在那里她们不容易被人认出来。
直到那时，埃莉诺·罗斯福才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成为丈夫不可或缺的智慧之源。她马不停蹄地乘长途火车或飞机旅行（仅1933 年一年就走了4 万英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新政的成效反馈给丈夫。当年春天，她亲自走下煤矿矿井视察工人们的工作条件_；与阿梅莉亚·埃尔哈特一起乘坐飞机；用7 美分一顿的午餐招待丈夫和白宫客人（包括填番茄酱的鸡蛋、马铃薯泥、西梅干布丁以及咖啡），以此表明生活困难的人也能吃到营养均衡的午餐；她还开始在演讲中为公民人权问题大声疾呼。埃莉诺还批评了政府解雇已婚妇女的普遍政策（大萧条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家庭有两个人领工资是非常自私的）。几乎每天，她都要在总统床边的盒子里留下最新的调查结果和意见，其中很多意见罗斯福都采纳了。"夫人告诉我……"成了罗斯福召开内阁会议时的口头禅。
从美联社辞职后，洛雷娜·希科克也曾为哈里·霍普金斯（他主管所有的复兴工程）作过类似的贡献。通过高超的洞察力和报道天赋，希科克向高级官员们揭露了被下属隐瞒的事实，以及实际的民情。罗斯福认为洛雷娜的信很有用，他甚至告诉埃莉诺这些信应该被出版。两个女人都是一流的观察家，她们的报告成了罗斯福监督属下的途径之一，这对罗斯福的成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埃莉诺在政府内部的作用。但是，政务之外的埃莉诺并不只是个会拙劣模仿的沉闷的政策专家，而是一位因勇敢和坚定的魅力而受到广受赞誉的女士。
在埃莉诺声名渐盛的同时，萨拉却越来越默默无闻--新闻杂志的封面报道仍会赞美她；当她出现在新闻短片中时人们也会礼貌地鼓掌；媒体喜欢她敢于反对总统给自家庄园改名的提议，坚持称庄园为"海德帕克"而非"克鲁姆·埃尔伯"（这是旧地名，源于荷兰语。罗斯福在就职典礼后莫名其妙地希望恢复这个叫法）。但是很久以前，记者们就已经把萨拉描绘成了一个傲慢且刚愎自用的女王形象。罗斯福当选后人们也越来越糊涂，弄不清在庄园里到底哪个女人才是真正的"罗斯福夫人"（埃莉诺不喜欢"第一夫人"这个称呼）。后来媒体决定用"罗斯福夫人"称呼埃莉诺，而称萨拉为"罗斯福遗孀"。当萨拉用这个名字签名时，她的儿子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玩笑地说："妈妈变成老祖母了。"纽约作家布伦丹·吉尔回忆了在一艘游艇上见到萨拉的情形。他注意到在父亲称她"陛下"时，她显得特别高兴。
萨拉总是在海德帕克庄园四处走动，每当她弯腰捡起地上的一个烟头时，都会反感地咕哝"记者"或是"特工"。她甚至在家里装了付费电话，这样总统助手就不会因为政府公务增加电话开支了。记者们都为她的"男子气概"感到震惊，照片里的她有时很少会有遗孀的优雅气质，而更像是一把战斧。
这是注定的--作为无法为丈夫增光添彩的妻子，埃莉诺原本非常不愿搬到华盛顿。但在洛雷娜·希科克的帮助下，她却成了前所未有的第一夫人，成了白宫总统真正的好帮手。萨拉经常像中世纪大使似的来拜访儿子。她的出现时刻提醒着罗斯福，就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依然不仅是总统的战士，而且还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后裔。夹在萨拉和埃莉诺之间的罗斯福自得其乐，把种种家庭琐事都权当一种享受。
不久，许多美国人就会认为罗斯福也是他们家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