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为肯尼迪参议员工作
在旧参议院办公大楼362室，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的一个无窗的小角落里，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参议院生活。名义上我被聘为助理研究员，试用期为一年，我从属于参议员的法务助理小兰登·P.马文。他是肯尼迪在哈佛大学的室友之一，是纽约著名律师的儿子，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他的教父，也是他父亲的工作伙伴。不久后，兰登卷入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空邮件津贴事件，这件事对于参议员来说是不幸的，而对于我是幸运的。肯尼迪从容地建议兰登在国会图书馆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全力解决这件事。而我随后就升职为法务助理。
我升职后的新任务就是处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选民的所有法务信件，这些信件有些是表达问候的，有些是表示感激的，有些是无关痛痒的，有些是威胁恐吓的，有些是诡异难懂的。大部分选民不过是要求肯尼迪对那些悬而未决的立法问题表明立场，或者针对肯尼迪对某些问题的观点，表达他们的支持、反对或抗议。参议员对于这些信件的反应也有不同，有些向他寻求支持，有些需要他发表声明，有些需要他谨慎地处理公共关系。我一一回复，大部分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套话。
1953年末，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李·怀特正考虑加入我们的工作团队，我给他写信介绍了我们的工作：
你可以把一年的病假一次性都请了，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种假。我们也没有加班和固定工作时间之分，没有独立办公室，你也不必期待这份新工作会带来什么刺激。事实上，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必须接受法律思维受限于政治立场的现实，而且我们还要处理很多非法律事务。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个工作，甚至包括法律事务之外的杂事。目前，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例如撰写文章，起草声明，撰写讲稿等。
李还是加入了我们，我轻松地把处理选民信件的工作交给了他。
我们整个工作团队的人并不多，在肯尼迪办公室主任兼行政助理特德·里尔顿的带领下运作，他在肯尼迪担任国会议员的六年里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参议员的私人秘书伊夫琳·林肯带着几个秘书和几个来自马萨诸塞州不同地区的年轻女士一起组成秘书团——有趣的是，她们的肤色正好反映出该州多种族的人口特征。在华盛顿会谈时，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外国血统——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这样的种族标签对我来说很是新鲜，因为我从未意识到我父亲是美籍丹麦人，我母亲是美籍俄罗斯人，我父亲忠心的秘书梅布尔·安杰洛是美籍意大利人。
进入参议院工作，我最初的工资每年只有八千多美元。四个月后我的工资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五，可能是整个参议院内所有工作人员工资都有微调，但是肯尼迪随后给我写信似乎想表达他特意为我涨工资，信中写道：“你与我们共事以来，工作表现突出，我给你涨了工资……”
我与肯尼迪参议员第二次会面时，他就派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是一次决定性的会面。他让我草拟一份促进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复苏的立法程序的规划。经过与专家几个月的研究和磋商，我起草了这个规划，肯尼迪在参议院大会上一连讲了三次话，每一次几乎都讲了两小时，内容广泛，大约列举了40条对立法和行政的建议。
这三次讲话是肯尼迪参议员在参议院的第一次亮相，大会持续了三天的时间，当时是1953年5月，他上任仅仅四个月。他详细分析了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给工人、家庭、工厂和社区带来的影响。在参议院大厅坚持听完他讲话的人并没有多少，只有几个自由民主党的朋友，像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和休伯特·雷曼，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仔细听着并偶尔提出中肯善意的疑问。
我和肯尼迪参议员都很担心这次讲话是否有作用，而新英格兰地区的持支持态度的报纸编辑和专栏作家对他的讲话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他说考虑到国家利益，其他有剩余劳动力的地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提议的解决方案将使整个国家都受益。当他还是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及这个问题，这次他提供了更多的事例和数据。我们又在这三次讲话稿子上增补了一些内容，合编成一本书，定名为《新英格兰地区经济报告》，然后分发到参议院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