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告诉肯尼迪杰克逊也向我提供过工作机会。这两位参议员是多年的好友，并长期保持着民主党内同盟的关系。一开始，他们都被视为冷战自由主义者，但很快，他们的立场有了分歧。当肯尼迪越来越明确地表达他的反战立场时，杰克逊却成为了支持战争的强硬派。肯尼迪被刺杀后，正是杰克逊支持了越战，还说服最早的反战者作出让步。他从根本上反对美国和前苏联进行军备管制谈判，强烈要求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对那些原本就没有必要或未经检测的武器装备进行强化。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杰克逊竞选班子的成员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艾伦·凯斯、理查德·珀尔、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道格拉斯·费斯，还有一些主战派的保守人士，其中的一些人便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煽动者。试想，如果1953年，我接受了杰克逊的聘任，我会受到他那个保守主义新班子的欢迎吗？我能协助杰克逊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成功吗？我深深怀疑。
为什么我会选择肯尼迪，而不选择对我的前途更有帮助、更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参议员杰克逊呢？对此我曾引用过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来解释：在两条通向参议院大楼的路中，我选择人少的那一条，于是出现了所有的变化。真相其实很简单：我要一份好工作。我选择肯尼迪而非杰克逊，并非预料、希望或者考虑过他将来会当上总统，而是相比于杰克逊给我的任务，肯尼迪给我的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更激动人心，更有意义。
我困惑的问题在于肯尼迪为什么会选择我。毕竟我们的外在差异太大了——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拿我们来作比较。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这样写我：“他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他们的背景和风格截然不同。”保守党的维克托·拉斯基如是说。我林肯市的朋友威廉·李·米勒在《通讯员》杂志中写道：
他的出身背景与他的上司大相径庭……对华盛顿来说，索伦森年纪轻、缺乏经验；再者，哈佛人、东部人、天主教徒、爱尔兰人、代代不变的民主党人、政治中立派、高雅的文化人、有钱人、贵族、都市人、有智慧的文艺工作者、环球旅行者、自由意识薄弱的公民、常青藤大学的校长、花花公子，等等，这些身份没一个和他相符的。他正好与这些身份相反。
威廉说得完全正确。然而肯尼迪还是选择了我，他选择我的原因更值得探讨。当大量的哈佛毕业生蜂拥出校园找工作时，哪个参议员会聘任我这个从二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呢？我毫无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我只是一个无名的自由主义者，只想混口饭吃。
肯尼迪为什么会用我，而且一用就是11年？我多么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答复温德尔·威尔基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威尔基参观罗斯福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时，他问罗斯福为什么与哈里·霍普金斯关系如此密切。哈里在新政期间是个备受猜疑和厌恶的角色，在背景和个性上与罗斯福截然不同。1940年总统改选时，罗斯福跟对手说过这样的话，“有一天，你也可能像我现在这样，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坐在这里，到那个时候，你再看着那边的那扇门，你就会知道几乎每个从那扇门里走进来的人都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孤单的工作。你也会发现，你需要这样的一个人——除了为你效劳，他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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