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建议之一就是新英格兰的国会代表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团体，就可以和南部和西部更有势力的立法委员会抗衡。这个提议立刻得到新英格兰同僚们的支持，12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参议员组成了会议团，我被任命为执行秘书，也是唯一一个参加他们的定期会议、准备议事日程的非参议员。
我逐渐了解到两党中哪些参议员只会夸夸其谈，哪些有真正的内涵，谁的话值得思考，谁拥有一流的工作团队。在我认识的新英格兰参议员中，我很快和谦虚而严肃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后来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当了美国总统。阿拉巴马州（非英格兰地区）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是我最钦佩的人。1951年我在临时联合委员会工作时，他就是委员之一。他能信手拈来地引用激情澎湃的诗歌和华丽的词句。他曾说，他的参议员同事们都很关注肯尼迪的讲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我同样钦佩密歇根州的菲尔·哈特，还有俄勒冈州的韦恩·穆尔斯和迪克·纽伯格。
肯尼迪刚进参议院的时候一直期待着发言的机会。他问过年长的脾气暴躁的参议员，这些年来参议院有什么变化，资深的参议员回答：“新参议员过去都是不怎么说话的。”（我确定肯尼迪跟我说过这位参议员是亚利桑那州的卡尔·海登，杰姬也跟我说过这件事，她肯定那是乔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不论是谁，肯尼迪谈起此事时，并没有觉得受委屈，相反，他觉得非常有趣。）
我很高兴能和这些有才干的联邦政府官员们（我从不认为他们身上有官僚作风）和参议院的法务助理们（所有人都志趣相投、不辞辛苦）相识并一起共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国会工作了多年，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很多人留在华盛顿的大型游说公司工作，谋求高薪高职。
我发现大部分来拜访我的说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能提供有用的消息。我对他们等同对待，但都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不管是民主党资金筹集者的宴会邀请函、体育赛事的门票，还是在总统三个月工作交接期间，我“偶遇”的一位说客强塞给我的一份昂贵的圣诞礼物（当天下午我又寄还给他）。我发现，这些受雇的、把目光瞄准了各种议题和组织的枪手们收获最小，那些承诺提供有用信息（比如圣劳伦斯河航路的工程推进）的说客比请我吃饭、送我礼物的更能打动我。
我跟随肯尼迪一年半之后，他就带我去了波士顿。他决定悄悄反对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转而支持共和党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肯尼迪让我待在他的公寓里，为索顿斯托尔的竞选团队整理有关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危机的竞选材料，指导和修改索顿斯托尔即将发起的声明，其主题是共和党参议员打算和该州呼声最高的民主党人士合作。这样的情况可以引用肯尼迪常说的一句话：“尽管我是一名忠诚的民主党人，有时候民主党要求得实在太多。”在肯尼迪看来，索顿斯托尔的竞选对手——来自斯普林菲尔德的民主党提名人福斯特·弗科洛是一位华而不实、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是担任参议员的最差人选。肯尼迪还没有去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有一回他们一同接受电视采访，弗科洛对他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好你的背。”事后肯尼迪对我说，他相信那句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真诚的。1954年索顿斯托尔当选为参议员，成为肯尼迪的同事。
1954年的立法大会结束时，肯尼迪决定进行背部手术，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反复发作的剧烈疼痛。去医院前，他就希望我能锻炼自己对政策和政治问题的判断力。在他入院和康复期间，我被委托负责所有的法律事务，一做就是七个月。我以他的名义给选民回信，回答法务问题，处理邀请函，我所做的就是完成他的职责，使他获得好名声。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相当于路易斯·豪（罗斯福的高级助手。——译者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因脊髓灰质炎而接受长期治疗的时候，豪帮他打理总统事务。对于一个在肯尼迪身边工作不到两年的26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任务太重了。特德·里尔顿给了我很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