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杰克逊、肯尼迪的初次见面简短而愉快。那是在1953年1月的上旬，肯尼迪还没搬进新的参议院办公室，所以我们见面时，他在白宫的办公室还空空荡荡的。那里显然还处在混乱的过渡期，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忙东忙西地整理着，于是，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拿了两把椅子到办公室的前门外，我们坐下来谈了大概5分钟。在简短的交流中，我发现他并没有因为显赫的家世、哈佛的教育背景和风光的经历而高高在上，他的平易近人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他需要一名能够起草法案的律师，也打算雇用一名他认识的众议院立法顾问。这次见面十分顺利，和杰克逊的见面也是一样，他们最终都录用了我。
我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华莱士和格威茨一致认为杰克逊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们说，杰克逊在白宫的事业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他是一个相当严谨的立法者，保持着西北部人脚踏实地的传统作风。相比之下，肯尼迪所关注的是公民自由，新政经费、政教分离和公民权利，这些问题才刚刚被摆上桌面，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同时，他与他那保守的父亲的关系也让人心存顾虑。他们表示，肯尼迪只是一个很少踏足议院的纨绔子弟（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和经常出国旅行）。他们还提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关于总统不得连任三届的宪法修正案，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修正案是为了报复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自由理想与现实阻碍。肯尼迪后来向我说明他支持的理由，他认为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困难、最苛刻的职位，连任两届无疑会耗尽连任者的所有精力、智力以及政治才能。我还记得斯坦利·格威茨说过，肯尼迪从不雇用他父亲肯尼迪大使不雇用的人，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肯尼迪大使只雇用爱尔兰天主教徒。
早些时候，我和华莱士特地画了一幅图，想看看这两位新上任的参议员较之其前任，谁更推崇自由主义精神。我们讨论了来自华盛顿的杰克逊，他毫无疑问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马萨诸塞的肯尼迪较之其前任——中立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只有很小的优势。然而，我与两位参议员的见面，肯尼迪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于是，我有些为难了。
年轻人总是轻狂、无礼，我提出要与两位参议员再见一面。我还特意问了他们两位对我有什么要求，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同时，我向肯尼迪表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认为他对参议员乔·麦卡锡及其政治迫害手段的处理表现出他的软弱。我想，肯尼迪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刚愎自用又傲慢无礼的家伙，向他讨一份工作的同时竟然质问他的政治立场。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只是很平静地告诉我，麦卡锡是他们肯尼迪家族的朋友，在马萨诸塞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尽管他并不赞同麦卡锡的政治手段，但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指控他。但他肯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汉学教授欧文·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赞成。
他的回答使我很安心，于是我又问他准备给我安排什么角色。他说，他目前正在关注新英格兰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南方经济的冲击，大多数纺织厂和制鞋厂都倒闭了；该地区的水产业还有撤除的可能，却没有新兴工业能够取而代之。他打算让我去波士顿拜访一些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哈佛经济学院的教授西摩·哈里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艾尔弗雷德·尼尔、马萨诸塞州美国劳联—产联的比尔·贝朗格以及波士顿商业专栏作家约翰·哈里曼。他还说：“我想要你从法律角度准备一份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复苏计划。”对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对新英格兰州一无所知的年轻律师来说，这简直太“高估”我的能力了。然而，我无法拒绝这个挑战，他对那些问题研究得很透彻，连必须拜访咨询的专家都能脱口而出，他的从容和魄力令我深深地折服。
我又对参议员杰克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回答道，参议员道格拉斯曾说我是迄今为止最聪明的律师（很可能是推荐信上的话），而他需要一位这样的人才来帮他增加媒体曝光率。他也很喜欢我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必然会受到西雅图选民们的欢迎。即使初出茅庐的新人也能很轻易地分辨出这两个工作机会哪一个更吸引人。第二天我给参议员肯尼迪打了电话，表示我接受这份工作。于是我成为他的第二位法务助理，试用期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