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著。发表于《民报》1906年第2号。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后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留日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八千名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政府限止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规则”，举行停课，陈天华为唤醒同胞爱国心，洗刷日本报纸的污蔑，于12月8日蹈海自杀。本文是作者临死前所写的一封遗书。信中首先分析留日学生的情况，指出大多数学生“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国家以后将“转危为安”。但也有少数同学或以留日“为终南捷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或“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并指出，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在停课学潮中，希望全体学生团结一致。对于日本新闻界诬蔑学生“放纵卑劣”，作者认为，一要反对，二要引以为戒。接着说明自己决心“身投东海”，目的是为了勉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养成实力，振兴国家”。最后阐述自己对某些革命问题的看法。全篇充溢着对祖国命运的深情关注，对留日同学的殷切期望，对日本反动当局的蔑视，渗透着悲愤难言的隐痛，字字血泪，读来感人至深。但其中也流露出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

《劫中得书记》乃郑振铎先生在抗战烽火劫难中搜求古书之记录，其间种种为之欢喜为之愁之行状，为灾难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情思，无不怦然动人。这是一幅真正的爱书人的绝美的自画像。抗战时期，郑振铎先生为保存民族文献，曾竭尽全力收购古籍善本，尤重小说、戏曲和有精美版画的稀见书籍。他每得一佳本，随作题记，叙述得书经过和对该书的评论。《劫中得书记》收录题记89则，《劫中得书续记》收录60则。

戴望舒作。1927年夏作于松江。初收于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版诗集《我的记忆》。戴望舒在创作《雨巷》后，对刻意追求诗的音乐美感到厌倦，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努力“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诗论零札》)。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探索诗的形式方面，为自己制造的合脚的鞋子，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也因此命名为《我的记忆》。诗人在这首诗里，运用了象征主义“思想知觉化”的创作方法，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开掘。诗人将记忆作为熟稔的朋友，赋予记忆以性格、声音和神态，用幻化的“第二自我”来暗示实体的自我。诗人通过记忆这个好朋友，不拘形迹的随时来访，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蛰居松江时的矛盾心态。这首诗的韵律不在于字的抑扬顿挫，而在于诗情的强弱起伏，虽然不押韵，但念起来和谐。诗人还摒弃了典雅华丽的藻饰，而代之以朴素自然，富于表现力的现代口语。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在诗的形式上，趋向散文化和口语化，体现了诗的散文美(或口语美)。戴望舒开创的这种新的诗体，是借鉴了法国后期象征派的无韵自由诗体，结合我国新诗的传统发展而成。卞之琳说：这是一种“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点的白话诗体”(《戴望舒诗集·序)》。这种具有散文美的诗体，经艾青等人的宏扬，已成为一种风气，将新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艾青说： “戴望舒起初写诗是用韵的，到写《我的记忆》时，改用口语写，也不押韵。这是他给新诗带来的新的突破，也是他在新诗发展上立下的功劳。”(《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

梁启超撰，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周刊丛书社1925年初版,台湾中华书局1956年影印,刊入《国学研读法三种》。本书系梁启超1924年春季在清华学校授课的讲义,共解读了《论语》、《孟子》(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楚辞》、《诗经》、《礼记》、《大戴礼记》等10余部古典要籍,各书载书名、作者及其时代。列篇目，撰写提要评介著作价值并介绍读法。是一部国学入门推荐书目。

庐隐作品精选集，收录了庐隐的作品：读诗偶得，文学与革命，创作的我见，我的创作经验，文学家的使命，小说的小经验，著作家应有的修养，研究文学的方法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绪论，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中国小说史略，云端一白鹤，祝《晨报》第三周的纪念，秋别，寂寞，英雄泪，弱者之呼声，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郭君梦良行状。

《爱吟草》这部规模庞大的关于东北地区作家常纪记载的关于历史、文学、民俗、地理、考古等多方面的文学史料，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价值、资料价值、版本价值三方面。其中《爱吟草》中的大量诗词就足以体现其学术价值。比如《广宁道中》《望医巫閭山》《小凌河》《松山道中》。《爱吟草》中包含诗词115首。这部书收集资料极其丰富，其中有大量的史学事实，充分体现其资料价值，“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本次之”是其一大特色，因此它具有其当之无愧的版本价值。

林微因的散文作品虽然不多，但篇篇来自心灵的深处，散发着悠悠诗意与脉脉情理，流荡着纯真的美质—诗性美。其诗性美在情感方面体现为真诚，细腻;在精神方面体现为智性，坚韧;在语言方面体现为流丽，诗意，画意美。

余少日读郁诗，酷爱其“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联。抚今思昔，差近念年矣。郁文诗学仲则，格调不甚高，寒语酸语，故作激烈语，集中比比有之。然诗味醇厚，良足动人。壬午岁，余得郁诗全编，发愿录其诗全编上网，以飨同好，逾一年始成，计诗四百九十三首（原编者误录明张灵诗一首入内，已删），词十一首。此事一毕，窃谓郁公九原有知，当欣风雅犹在，宗风不灭，一灯尚传。

胡适著。写于1934年3—5月。发表于1934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共分六节。指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认为儒的生活是以治丧相礼为职业。指出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把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并把柔逊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并具体论述了“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没有那狭义的领域观念”，“他的眼光注视在那整个的人群”。指出“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摧破一切阶级的领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还指出孔子提倡的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又说，孔子并没有抹杀“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这几百年的“儒者遗风”，“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在孔、老关系上，认为“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下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孔子……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地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

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