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卫藤还倡导开展"阵中文库"运动，号召、组织日本殖民占领的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图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1931年12月开始，到1932年6月，不到半年时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12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者10万9千8百多册，送往前线。卫藤主持的奉天图书馆承担了图书的征集、分类以及与军部联络、运送等工作，根据《阵中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数万，一般百姓居多，由此确实可以看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泛程度。
当然，在杂志上公布捐赠者的名字，也是"总体战"动员的手段之一。卫藤利夫似乎很清楚，战争动员的关键，是要给战争赋予"大义名分"，也就是正义、崇高的意义，所以，在前面引述的那篇广播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文化现象"。卫藤说，血肉横飞的战争，可以培植出灿烂的文化花朵。他举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上战争为例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在海底化为藻屑，而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石之上、英国女王治下的文化、文学、学术，至今仍是我们灵魂的食粮。卫藤还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说在这场漫长战争中的延长线上，最后取胜的欧罗巴-雅典，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地中海碧波冲洗的大理石台阶之上、圆柱之下载歌载舞的裸体男女，在他们白色的、健壮的手臂上生长出来的学问、知识，至今仍是照耀在我们头上的太阳"。卫藤利夫的讲演甚至充满诗意，但他一句也没有说，波斯战争是希腊联邦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反侵略战争。这应该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作为一个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卫藤模糊战争性质，自然是出于影射现实的需要。
按照同样的逻辑，卫藤也举出了现实事例来证明"满洲事变"的"文化"意义。他举的是满铁图书馆本身。在同一篇广播讲话中，卫藤说，事变给满铁图书馆以至在满洲的所有日本系统的图书馆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图书馆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图书阅览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促使图书馆自身发生变化。散落各地很少往来的日系图书馆，此时产生了强烈的连带感。事变发生之后，以满铁图书馆为中心，从大连到哈尔滨，24个日系图书馆第一次连锁作业，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为关东军、满铁等机构查阅提供了方便。卫藤利夫曾不无得意地描述说：这部目录，不仅按日语的五十音序分门别类排列，还注明了馆藏所在。"你所要查找的题目，比如说矿山，或者大豆，……只要用电报把书号传送去，下一次列车无论停靠何处，都可以拿到书"。如此便捷的取书机制，当然只能是在满铁控制的交通线上、关东军主导的军事体制里的产物。但卫藤解释说：这是"满洲事变"带来的新鲜的文化现象。
卫藤利夫是创建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他因为这部《共通目录》而获得关东军授予的勋章。而满铁图书馆，也确实因为"满洲事变"获得大发展，到了1937年，数量已经增加到31座。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宣布撤消对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满铁图书馆，仅保留大连、奉天、哈尔滨3处，其他全部移交满洲国。这当然是日本政府的遮眼法，为了蒙骗国际舆论和殖民地民众，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东军和满铁的利益冲突，是前者为了削弱、限制后者权益的举措之一。这使满铁图书馆元老卫藤利夫很受挫伤，他企图在满洲推进图书馆事业的理想从此终结。据说，他不久以后的退休，即与此有关。
现在的大连图书馆，有新旧两馆，旧馆的馆址，就是当年的满铁本社图书馆。建筑依旧，室内的设施似乎也留有当年模样。日文文献分馆设在该建筑的二层，图书卡片还是旧日的卡片。来看书的人很少，有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我这次访书，并不是为了调查满铁图书馆，但这座图书馆的历史面影却不时从我翻动的书页中跃出，使我不得不中断预定的计划，去查阅、抄录这些不在计划之内的资料。抄得手腕酸痛的时候，便走下楼去活动活动。一楼是新书刊借阅室，一直座无虚席，读者多为中学、高中的学生。站在图书馆门前，望着进进出出的年轻身影，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里的旧日故事讲给他们听？
2002年8月记在笔记本上的初稿
2005年5月改定
